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炎黄子孙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也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早在汉代，著名学者何林就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宣称：“中国者，礼义之国”。礼、礼治、礼仪、礼乐、礼让、礼制、礼节、礼数……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或为人们所追求、认同、恪守、弘扬、怀念，或为人所隐忍、反感痛恨、唾弃，却始终同国人生活纠缠在一起。在传统中国，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冠婚丧祭，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成为社会生活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所以，一个“礼”字，曾被一些学者认为与中国文化同义，所谓“一部中国文化史，即是一部礼的发生、发展史”[1](P73)。礼与中国文明和社会生活的滥觞、规约、调适、演变相伴相生，曾经滋养了中国社会，培育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它在当今和谐社会、和谐中国以及和谐世界的理想建构中，亦当能焕发活力与新意。
一、礼的滥觞：社会生活的规约所需
礼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尚礼的民族，几乎在中华文明之初，就可以看到礼的诸多形迹。然而，作为中国文化渊薮和基质的礼俗，究竟何时何故而起？众家观点却不尽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礼源于宗教。当人类从动物界中独立起来，为自己创造出人的世界的时候，也创造了一个神的世界，人的一切行为都由神来支配。由于这一原始观念的影响，先民认为一切礼仪都与鬼神有联系。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说：“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大戴礼记·礼三本》亦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说文解字》亦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这些言论都强调了天神是礼乐之祖、万物之本的思想。
其二、礼源于社会交换。《礼记·曲礼》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喻户晓的礼俗，也是人们交往的准则。这一礼俗在中国源远流长，杨向奎先生对此作过解释，“在原始社会，‘礼尚往来’中的礼品交换，实质上是货物的交易行为。”[3](P244)礼尚往来延伸到亲朋之间，亦采取“物”的形式——通过物品或礼品的赠送相互往来。“礼品是社会话语的织线”[4](P264)，赠礼的意义是表达或确立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联结，赠礼与回报便赋予参与者一种信赖、团结、互助的关系。[5](P110)“礼物授受的义务巩固了人际关系，否则这些关系就可能由于同化入更大的社会中而消逝。”[6](P262)
其三、礼源于饮食。《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如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7](P5)——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当作酒壶，用双手捧着水当酒杯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神界的生活，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以后才能保佑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而后在聚餐和宴会中讲究对长老和宾客尊敬的方式，乡饮酒礼即由此产生：“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8](P290)
其四、礼源于人的欲望，这种观点以荀子为代表。所谓“虽为天子，欲不可尽”[9]（正名），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追求耳目声色，趋乐避苦，有填不满的欲望。然而，欲望的无限性与社会财富的有限性常处于矛盾之中，“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9](礼论)，于是圣人出，制定礼仪，抑制人的恶性，培育人的善性，使欲不穷于物。“物质的有限性一旦被理解为物质需求的有限性”[10](P136)，人们的“幸福最终被降到”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水平”[11](P75)，如此则能使人们各安其位，各享其有。这样，礼就成了抑制人们欲望的法宝。
由上可见，尽管人们对于礼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礼是从先民最初的社会群体生活当中衍生出来，对人们的具体行为加以规约，以引导人们正确行事的一种创造。笔者倾向于认为，礼源于饮食，源于人们在群体中的饮食行为。
二、礼的成型：社会秩序的制度诉求
礼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张舜徽先生曾说：“大抵一种礼俗的形成，最初总是简单朴素，发之自然，毫无修饰。经过人们有意识地加工以后，才成为矫情虚伪的具文，离开原意很远。”[12](P403)原始的礼，十分简单，其表现形式就是用食物来祭祀鬼神。一直到殷商时期，礼尚未形成社会人事关系上的各种制度，也没有成为人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周人代殷后，比较重视人事，他们把礼的作用从祭祀的仪式上加以引申，扩大为治理国家的制度和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规范。
西周是礼的集大成时期。[13]把礼作为治国的依据和手段这样一种统治思想，是随着西周宗法制度的系统化而出现的。因为宗法制的实质，就是规定贵族内部的亲疏关系，并以此区分等级名分，进而确保整个宗族的统治地位。商代王位传授是兄终弟及，而到了西周，则改为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由嫡长子继承，是天下的大宗；某余诸弟为诸侯，对天子而言为小宗。诸侯亦由嫡长子继承，这就确立了各级储君无可争辩的地位，形成了一个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庞大宗族血缘体系，大大小小的宗主掌握着各级政权，维护着宗教内部的尊卑等级，这就为周礼的产生提供了牢靠的基础。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商代尊神的礼便发展为礼治与宗法相结合的周礼。
孔子极度怀念西周“为国以礼”[14]（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周礼是依照亲疏、贵贱、长幼的标准来确定每一等级不同的礼仪的。周礼的内容非常庞杂，上至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送往迎来，几乎无所不包，正如《礼记·曲礼》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由此看来，周礼不仅可以完成道德，齐备教化，决断争讼，而且还可以确定君臣、父子、师生关系。
“礼正是确认和维护这些等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最有效工具”。[15]所谓“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16]（哀公问），如果没有“礼”，等级秩序就无法建立。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在法治缺失的中国社会，礼一直“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盛大的王朝更是如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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