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城·市
作为人类终极的聚居地，城市无疑是构建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庞大的符号群。当城市出现，财富逐渐转化为繁华的市集、辉煌的宫殿和璀璨的艺术，一代又一代的市民便成为被巨大的磁铁吸得牢牢的碎铁屑，朝作暮息，生死于兹，更甚于农民依恋土地。
跟“城”相关的单词大致有都、府、镇等，都偏向于“城”作为军事据点的原始意义；而跟“市”相关的单词大致有集、场、圩等，都偏向于“市”作为商业聚合的原始意义。在军事与商业上衍生出来的“城市”，成为政治空间（如区、州、县、郡、省、治，等等）和交通居住空间（如驿、站、港、衢、道、路、所、次、行，等等），则是其最基本的存在价值。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居住之外，今天的城市，无疑承载着更多人类文明的信息，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存在，左右着人类的发展历程。
这几年，我在《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发表了几篇关于城市的学术随笔，审视下来，并非杂乱无章，暗中有蛛丝马迹可彰显某种意义，故连缀成篇，以博一思。
一 分水岭，城市化进行时
2007年6月27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表示，2008年全球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并把这一年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而此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小组早把2007年的5月23日定为城市化的标志日，因为根据他们的统计，这一天，全球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虽然很难确切地定义城市化的含义，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早期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往往伴随着类似《资本论》里描述的“羊吃人”式的圈地运动，而今天的城市化显然是一种主动追求新生活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有一个基本定义，“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基础上的定义，而从环境形态来考虑，生活在非人工环境中属于原始社会或游牧社会，生活在半人工环境中属于农业社会，而所谓城市，则基本上是人工环境，人的聚居程度越来越高，离自然与天籁则越来越远。如果只观察人之外自然物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所展现的直接后果便是城市这种庞大的系统人工环境越来越多地取代自然环境。人口聚居到城市，城市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每个个体的边际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但事实上我们却感觉自己的空间无比广阔，因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有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也更为冷漠的关系。
似乎像一个骗局，人把自己放到自己所创造的庞大存在之中，去享受权力、金钱及其所带来的满足与娱乐。城市是个聚宝盆，城市化便是让人口转化为更多财富的聚人效应。据世界观察研究所说，目前全球约10亿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占当下城市总人口的1/3。30年后，全球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60%以上，亚洲、非洲和拉美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将不断加快，但90%以上的城市贫民仍然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城市是一个庞大的能源消耗器和资源转化器，城市化更重要的功能只是转化财富，而非创造财富。在强调人口迁徙方向和工作方式变化的同时，美国《世界城市》一书还认为，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同样是城市化不可忽视的一面。也就是说，城市化意味着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随着城市人口半数的突破，城市化生存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城市本身是复杂的系统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吸引足够的人来聚居，似乎并不存在容纳的上限。而如今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在逐步地走向这个上限，究竟什么样的比例是个合适的比例，这个宏观的问题虽然跟个人无关，但无论原住民、边缘人还是新生代，在巨大的变动中面对的都是一种跟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秩序。环境的陌生化与人际的陌生化让人感到危险，既有的生存经验只会带给人麻烦，人们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而后又不得不突然膨胀。旧有的价值观正在退位，而新的价值观还是一片混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城市的管理者也未必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辖区，城市，像是一头随心所欲的怪兽，玩弄它的居民于股掌之间。
城市的核心究竟是人，还是物质化的环境，是城市化生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每个人更经常询问的，则是城市与自己是否融洽无间。原住民总希望城市按照某种自己熟悉的模式固定下来，边缘人则在寻觅城市可把握之处以使自己融入其中。城市化的动态与城市的静态是惯常的理解方式，实际却已恰恰相反。《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的分水岭也许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未来的城市将不再可能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或是一幅理想中的图景，诸如现代化、财富、人际关系或是繁华、自由、宜居。占了上风的城市将继续处于进行时，由所有身在其中的人共同推进，也公平地分到每人一份的困惑、烦恼和痛苦。
二 城市复兴，毁灭、重生与无奈
城市如人，也有生老病死，城市又与人相异，没有喜怒哀乐，作为时空坐标上的一个点，伫立、守望、摆布人类和任人摆布。2005年初，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国际大都市研讨会上，伦敦被公认为最适合居住的大城市。获此殊荣，与上世纪80年代源自英伦、风行于欧洲、如今仍方兴未艾的“城市复兴”理念密不可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形形色色的理念、计划、方案、创意、梦想。城市复兴，可类比于文艺复兴，已成为欧洲城市规划理论中最时髦的一个名词，虽然离我们还很遥远，但也许会成为一种趋势。
伦敦经历过至少两次毁灭性的打击。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4/5个城区；二战时的轰炸，也几乎把它夷为平地。一次意外，一次战争，很贴切地注释了浴火重生的含义。然而，今天的伦敦，在所有人心目中仍然保持着旧都风貌，说它是最保守的国际性大都市毫不为过。这种保守出自英国人的文化天性，为避让马车而形成的左侧行驶交通规则，绅士风度主宰下的绝不张扬的店面招牌，诸多细节延续到今天已经找不到源头，但人们仍愿意刻板地追求着一丝不苟。既然意外和战争都无法改变城市的向心力，城市复兴又所为何来？
沿着几十年来的发展轨迹，伦敦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的城市重建，60年代的城市复苏，70年代的城市更新，80年代的城市再建和90年代的城市复兴。重建是迫不得已，复苏是自然而然，更新是经济驱使，再建是政治需要，而复兴则是一种文化倡导。城市作为人类的聚居地，从工业革命以来，为工业、经济、政治逐渐地牺牲着人们的居住环境，迫使人们蜂拥而入之后开始狼狈逃窜。这种现象达到高峰的象征便是都市人成为“在路上”一族，一天1/4时间的奔波，每个人仿佛如追逐水草的原始人，日夜不停地迁徙，从此再也没有家的感觉，城市成为一个艺人，人们如同被它耍弄的提线木偶。
于是，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指出，伦敦复兴的重大意义在于要用持续的社区文化和城市规划的前瞻性来恢复城市的可居住性，把人们再吸引回城，使城市不仅是人们工作、拼搏、赚钱的场所，也是适合居住和休闲的家园。著名建筑师彼得·霍尔《迈向城市的文明复兴》报告则详尽地阐述了如何去创造人们所企盼的高质量的而且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的生活。城市复兴的核心在于人的回归，营造城市的人气，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不再有怨言。但难度可想而知，因为怨言可能出现在任何细节问题上，忙碌的生活，拥堵的交通，冷漠的人际，糟糕的治安，压迫性的建筑，无望的底层，创造着国家财富的人群却享受不到财富带来的幸福。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在骂骂咧咧中忍耐，现在，不同的利益共同体集聚在城市复兴的大旗下，享有同等的机会，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伦敦属于每一个伦敦人，伦敦的经济、政治、公共财富，都致力于回报为这个城市建设做出过贡献的人。
城市的管理者只需要提供一个机会和一种信心，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伦敦城市复兴计划最关键处就是改造贫民区，政府使用税收杠杆撬动商业投资，为贫民区之一的道克尔地区的改造赢得了数百亿英镑的投入。使众多私营企业主入驻贫民区的原因却不仅仅是低税收，还有一条是：在此投资的企业在建筑设计上不受限制。对于刻板的伦敦来说，下这样的决心可谓史无前例，最终的结果是：道克尔地区成为伦敦拥有现代化建筑样式最多的繁华商业区。公共空间的营建则需要政府出资，1993年国家彩票的发行成为了意义深远的融资行为，抽彩所得收益资助建成的项目包括皇家歌剧院、泰特现代艺术馆、大英博物馆中心庭院等，这些项目几乎没有改动原有建筑基础，只增添了过去所缺乏的公共空间。
多样化的形成和公共空间的扩展成为伦敦复兴计划的两大外在表现，它是否改变了普通都市人的生活，这个问题不得而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人们从逃离这个城市开始回到这个城市，一切的一切都那么自然和谐。伦敦还是那个古旧的伦敦，却已悄然变成一个崭新的都市。只有失去过的才懂得珍惜，最适合居住的荣誉带来了价值的回归，人与城市的关系从扭曲到自然，城市并非一个用来炫耀和敛聚财富的工具，而是人的居住地，最适合人们居住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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