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英先生1939年2月出生于陕西乾县，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2年至1992年在兰州大学工作，1978年任讲师，1982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期间曾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哲学系主任。1993年初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同年底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研究曾是他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之一，他曾在《哲学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这部六十余万言的洋洋巨著中。[1]刘先生于2005年不幸辞世，恩师仙逝，哀痛莫名。在这里，我们重温他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研究的有关著作，以期了解他这一工作的主要特点和重要理论贡献，推进这项课题的继续深入研究。
人们常说：水有源，树有根。人类思维与人类文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演变和发展到今天的，这是思维学和文化学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具体涉及的也就是人类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的问题。因为文明人的思维与文化，包括现代人的思维与文化，说到底，其源头就是原始思维与文化。不过，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时代至今不过六七千年，根据目前的研究，无论如何也不超过一万年。而人类原始时代则长达三百多万年，这个“源头”实在太长了。刘文英先生将他这项研究的代表作题名为《漫长的历史源头》，这是别具匠心和意味深长的。只有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源头”上进行创造性地探索，才能真正揭开人类心智和文化的许多秘密。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西方学者从18世纪就在这一领域开始工作，经过几代人的相继努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由于那个时代距离今天非常遥远，该课题又横跨了许多学科，各学派对一些主要问题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对于这一状况，一方面我们不应低估西方学者已经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无法完全摆脱的历史局限，他们的理论与研究难免有种种不足。维柯(Giambattista·Vico 1688-1744)、泰勒(Edward·B·Tylor 1832-1917)、弗雷泽(James·G·Frazer 1854-1941)、布留尔(Lucien·Levy·Bruel 1857-1939)、博阿斯(Franz·Boas 1852-1942)、斯特劳斯(Clande·Levi·Strauss 1908-)等人只关注原始人的精神文化，而不大关心原始人的物质文化。他们所依据的资料只限于神话学、宗教学、艺术学、语言学和民族学，而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殊不知，原始人在其神话、宗教、艺术，甚至在其语言和民族组织产生之前，就已开始思维，开始创造文化了。摩尔根(Lewis·H·Morgan 1818-1881)首先关注原始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并从原始人的各种发明和发现中注意到他们在智力上的发展，就此而言，应该说摩尔根是独具慧眼的，但在他的研究中，原始思维、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均在其视野之外。刘文英先生该研究的特点在于，他站在现代人类认识的高度，集诸家之长而摆脱派别门户之偏见，在综合思维学、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研究。正如他所申明的：他的研究“不是介绍西方某个学者或学派的工作，也不是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做注解，而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一个中国人的特殊眼光，来阐述一个中国人的特殊看法。”[2]中国人在这个学术领域原来是大大落后的，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经过长期艰苦工作之后，中国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参与世界范围的探索，并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同西方学者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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