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官僚的问题。官僚至上的制度，难逃结构锈蚀和人员腐败的宿命。官场难题的核心是人事腐败，根子出在官员选任上。一个高效的政府，只能是一个精干的政府，一个有限但负责任的政府。只有把政府规模降下来，中国才有出路。而地方官员民选，应是一条思路。
一
在很多明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官僚的问题。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国家兴，是官僚之功，国家衰，也是官僚之过。一个地方，得一负责任的好官，则兴盛，赶上一贪官糊涂官，则衰落。令人愈来愈困惑的腐败问题，不言而喻就是一个官场难题，而核心的部分，就是人事腐败。最终的问题，出在官员的选任上。
虽然说，当下的中国，至少在城市建设方面，在外人看来，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摩天大楼、立交桥、地铁，应有尽有。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可是，中国这列在现代化轨道上高速行进的火车，基本上还是由行政体系来操控的。民间的力量，还只能跟着走。整个国家，由一个大一统的垂直行政网络所覆盖，几千万的官员，不仅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而且决定着每个车厢、车厢里每个人的命运。这些官员，不仅要为国家负责，在理论上，还要为国家里的每个百姓的生活负责，负责为每个村庄和城市社区提供公共产品。
应该说，这是中国的传统，一个帝制时代的传统。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和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结构的全部。制度的惟一选择，就是保证不断地把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保障官僚制的活力和效率。只要这种吸纳还在进行，王朝就能延续。所以，人们称这样的传统社会，为选举社会。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是选官。无论哪个朝代，选官制度都是制度的最关键环节。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最终演变成考试选拔的科举制，为的就是切实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渠道畅通，较少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左右。
只是，拥有这样传统的政治，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农业时代。经济关系简单，国家对于社会生活干预不多。多数朝代，政权不下乡，在农村实际实行的是黄老之治，县以下，基本上属于无为而治，即所谓的乡绅自治。政府一般不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修桥补路都是农村社区自己的事情。百姓交粮纳赋服劳役，只是单方面的义务，有点类似于免于黑帮伤害的“保护费”。也就是说，在政府管的事相对较少，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情况下，官僚就是一切，有其合理性。原本事就不多，管理不复杂，只要官员不胡来，肯负责，就可以应付下来。在那个时代，官场事务简单，惯例的力量很大，除非经办大规模的工程，大幅度贪污的可能性不大。官员所捞的好处，多半属于陋规，一种官场约定俗成的惯例，现在人称潜规则。但古代的所谓潜规则，也是有规矩的，不似我们今天理解的胡来。
二
即便如此，由于官僚操控一切，在官民之间，还是会形成结构性的倾斜。官员的自我裁量权很大，权力过大，时间一长，官员的腐败疲玩和机构的锈蚀，都不可避免。虽然说，官员的选任是朝廷的生命线，但即使在科举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时候，朝廷或者皇帝个人感到缺钱了，还是会打开卖官鬻爵之门，造成人事升迁的紊乱。同时，就算官员的入口都是经过考试，但升迁还是难免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阴影。在很多时候，皇帝恰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也可以说，官僚至上的制度，事实上难逃结构锈蚀和人员腐败的宿命。这也是为什么每个王朝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周期性兴衰交替。
中国现代仍然处于官僚至上的政治格局，官员操控一切，远甚于古代。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已经管到了炕头上。这种局面，有其历史的原因。毕竟，在帝制覆灭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向全能主义转变的递进过程，这个转变走到头，整个国家就变成了有国家无社会的格局。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所谓民间和社会的因素，如果还有的话，也已经降到了最低限度。
改革是一个民间和社会重建的过程，也是民间社会力量兴起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民间力量的崛起，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才使得改革能够焕发如此巨大的能量，有如此大的成绩。但是，无可讳言，作为地方改革的推动者之一，中国的行政体系，也有顺应潮流的功绩。同时，通过改革释放能量而导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使得当今的官僚体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力，切实尝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官员，尤其是跟经济活动联系密切的官员，其含金量也陡然增加。加上当下的官员选任体制处于高度混乱的状态，传统革命时代的选拔方式和公务员考试以及公推公选并存，因此给官员选任上的腐败，卖官鬻爵与任人唯亲，提供了巨大的温床。
三
诚然，改革当下混乱的官员选任制度，把官员的入口统一到一个口径，即考试选官的口径上，这是我们正在做的。有人曾建议，学习新加坡或者香港，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僚制，也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潜台词是，通过整肃和强化官僚机器，运作中国这台巨大的机器。就目前而言，这种改革，对于整治双轨制下的混乱，看上去似乎会有某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惜，中国是个大国，非常庞大的大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官僚制，只是建立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港口城市基础之上。管理范围小，但经济实力雄厚。因此，可以建立一支精干而高效的官僚队伍，用高薪养廉。可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几千万官员，按此办理，仅仅官员薪金，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高薪之后，由于政府还是一个无限政府，官员和政府的开支事实上也减不下来，因此，单就政府自身的财政开支，就会让改革走不下去。
眼下中组部提倡的官员选任制度的改革，的确是个好事，的确应该整顿这个混乱的制度了。但是，整治的思路，似乎还应该有另外一条平行线，那就是大幅度减少官员的思路，这个思路也就是地方官员民选的路径。就中国而言，唯有地方官员民选，才能真的把官员数量降下来。官员，是民选的，不是所谓的公务员，在任期内，有点补贴，离任之后，就变成了老百姓。试想，如果中国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地方官员民选，那么，整个中国的公务员还能有多少呢?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跟世界接轨，新加坡不代表世界，它仅仅是一个弹丸之地。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要想靠中央集权性的官僚体系包下来，不仅负担国家的责任，还要为每个百姓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是难以负荷的。想办，也办不好。办不好，责任还都是政府的，想有人分劳都没有可能。除了像新加坡这种城市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没有可能靠官僚制这一根独木支撑下来。一个高效的政府，只能是一个精干的政府，一个有限但负责任的政府。只有把政府规模切实降下来，中国才有出路。这里，有两方面的事要做，一是改革官员选任制度，二是推行地方官员民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