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主流社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从来就没有自卑的情结，更没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丑陋，反而是一片复兴之声。
公民的自由度、公民的民主权利、公民的财富差距、公民的道德水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公民的自组织能力、公民的信仰等等，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实力与软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受尊重度。
摩罗出版了新书《中国站起来》。他正在为自己的新书宣传造势，我希望他有一个好收成。
通过观看访谈，知道了摩罗写这本书的想法。过去他写书，是用西方一些理念，探讨个人权利与国家责任等问题，现在这本书呢，舍弃了西方理念，站在国家立场上，探讨国际大环境下，弱势国家的权力与大国的责任，所以有些反西方的味道，而这引起了一些过去读者的不满，认为摩罗背叛了自己。甚至一些过去自以为是摩罗的朋友的学者，因为摩罗这本书的出版，通过自己个人博客与摩罗绝交，正所谓：道不同，不与为友。
在访谈里，摩罗想批判的对象似乎是那些说中国文化乃酱缸文化，中国人乃酱缸里的蛆虫、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感到卑贱的人，还有中国人天生劣根性的学说。
我们知道，酱缸文化说应该源于早年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它使中国人反躬自问自审，看到自己传统文化中的问题以及它对现实造成的恶劣影响。鲁迅先生也曾猛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说：满纸里只写着二个字：吃人。
摩罗先生现在还在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决定论开战，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丑陋中国人之说过不去，以此来延伸批评当代社会中他觉得不妥的观念观点。
但近十年来，主流社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从来就没有自卑的情结，更没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丑陋，反而是一片复兴之声，一片文化遗产展示的热潮，一片中国文化元素国际化的时尚，人们的思维已不关注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力，而是关注制度的价值追求，社会转型与改良，个人权利保障与私有财产保护，国家税收与公民权益等等，可惜摩罗先生在这些话语权利表达方面，鲜有声音，只是将淡出人们视线的观念与话语重拾起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打斗一番，但其心中剑指何方，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摩罗在访谈中劝告中国人，不要自卑，要与世界强国一样站立着，要与群雄争权夺利。
这种大而化之的爱国劝告，可能对泛爱国主义者们起到某种精神安慰作用，但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争权为民争利，是泱泱百姓们可以做到的吗？可以像战争年代一样，发动人海战术，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吗？
为国争权，是外交事务，完全是专业性的行为，民声四起，可能会扰乱相应的法定程序与规则，而为民争利或为国争利，更是经济领域的商务行为，需要的是知识、规则与实力，而不是泛爱国主义情感。更不是一介书生们可以号召发动的情绪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私营企业主慷自己家的财富之慨，不重视自己的利益，而拱手让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那些拥有国家权力的人，慷国家之慨，或为了一己之利而泄露国家经济秘密，或公款旅游世界，甚至转移国家资金，设立境外小金库，或携款外逃。境外资本势力贿赂中方官员，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会严加处罚，而到了中国，却看不到对方贿赂了哪一位官员，我们的权力问责制度缺失由此可见一斑。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风貌与气质和衣饰，政治呢，是一个国家的骨骼架构。国家靠什么站立起来，靠政治。
政治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通过“政治”形成城邦与国家，人们有了一个经济文化甚至宗教的共同体，它是家庭之上的另一个躯壳，它保护人们，使人们获得安全感，如同龟壳，它同时也禁锢人们压抑人们。但有一点是必然回归常识或原点：国家是为了使人获得安全感免于恐惧感的，国家要使人们获得自由度与主体意识的，如果国家适得其反，那么国家就异化了，国家立起来了，人民就会跪了下去。
人民靠自己两只脚立起来，靠自己的自由度行动，传说中国唐尧时代就有一位民间智者，他说，我自己打井汲水，自己种田为食，帝尧的丰功伟绩与我何干？三千年或五千年之前的老者说出的话仍然超时空回荡，撞击我们心灵。国家统治者多走一步，就可能成为入侵者，为了入侵民间社会，统治者会找出无数的理由，用他们的意志覆盖你的意志，他们的权力驱使你的身体，他们的发展会造成你的拆迁甚至流离失所。
一个国家受尊重与一个人受尊重是一样的，不是看其财富巨大，而是看其获取财富的方式是否公平，孔子就说过，不义的宝贵于我如浮云。公民的自由度、公民的民主权利、公民的财富差距、公民的道德水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公民的自组织能力、公民的信仰等等，都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实力与软实力，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公民的自卑或自尊、自信或怯懦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受尊重度。
中国人站起来，中国自然就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