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信仰
——从鲁迅的《祝福》说起
一、对《祝福》的信仰反思
今天，我们来讨论知识分子与信仰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将把我们引向责任伦理的思考。
很显然，知识分子与信仰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抽象的题目，直接去讲它的话，不是很好讲，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副标题：从鲁迅的《祝福》说起。可是，为什么要从《祝福》说起呢？是不是《祝福》直接关涉到了信仰问题？不完全是这样。之所以选择《祝福》，一方面在于大家对它都很熟悉，因为这篇文章曾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可以从《祝福》当中引出我们需要谈论的问题。
从《祝福》这篇小说来看，它讲述的是一个旧中国的下层妇女祥林嫂的悲惨人生。祥林嫂卑贱地出生，屈辱地生活，然后悲惨地死去。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她自己有没有遇到或思考过这个问题？她能否回答这个问题？谁能替她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祝福》中的一个细节。
如果我们比较留心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在祥林嫂去世之前，她曾遇到小说中的那个第一人称的“我”，问过“我”一个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如果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祥林嫂是遇到了那些问题的，并且，在她死去之前，这可能是她最关心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但是，谁能告诉她问题的答案呢？在落后的鲁镇，可能没有人能承担起这个任务或使命，因此，祥林嫂选择了一个在外地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希望“我”能回答她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看“我”是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到，“我”的回答是，“也许有罢，——我想。……——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很显然，文章中的那个“我”并没有很好地回到祥林嫂的终极追问。如果我们喜欢思考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祥林嫂真地非常悲惨，这种悲惨不仅在于她此生的痛苦和屈辱，更在于她对彼岸的绝望，。我们可以想象，祥林嫂死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绝望与恐惧的，因为她是完全被抛弃了的，她曾经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她以后的道路是漆黑无光的。
从《祝福》的叙述来看，“我”只是祥林嫂悲惨人生的见证人和记录者，对于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来说，“我”似乎是完全无辜的，甚至不仅是无辜的，“我”对祥林嫂的悲悯和同情似乎还表明了“我”的高尚。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换句话说，对于祥林嫂的悲惨死去，“我”需不需要负责任？如果需要的话，需要负什么责任呢？
答案是肯定的，对于祥林嫂的悲惨死去，“我”是需要负责任的，这从“我”在祥林嫂死去后的不安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文中的“我”只是感到不安，只是想赶快逃离那个是非之地，他并没有想到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对祥林嫂的死负责任，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文中的“我”从其良心的不安中隐隐感受到的责任，但到底是什么责任，他是不能回答的，同样，作为文章的作者，鲁迅也是不能回答的。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启蒙知识分子。
那么，文中的“我”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他应该负的是信仰上的责任。因为他是被指定回答祥林嫂关于信仰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回答或不能回答，他的没有或者不能断送了祥林嫂最后的希望。所以，在祥林嫂死去之后，“我”会感到不安。“我”的这种不安不是因为“我”是祥林嫂悲惨命运的直接造就者，也不仅是我富有同情心的表现，而是在于“我”没有或没能给予她拯救的希望，让她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稻草。因为她认为“我”是唯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且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的回答上，但是，“我”没能回答她的问题，“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信任，也抹掉了她最后的希望。
但是，“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甚至也没有思考过信仰问题，“我”只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只是感到“不安”，但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责任。所以，除了不安之外，“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我”信仰的缺失，因而“我”不可能反思到信仰的深度。
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信仰反思
通过对《祝福》做一种信仰的反思，我们提出了信仰的责任问题。如果不是从信仰的层面考虑的话，《祝福》中的“我”可以不对祥林嫂的死负责任，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损害祥林嫂利益和尊严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还对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可贵的同情。在此意义上，“我”是个“好人”，甚至是个“高尚”的人，或者说，有“高尚思想的”人。在非信仰的层面上讲，对“我”的指责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和不近情理的。但是，从信仰的层面来看，“我”的这些悲悯和同情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冷漠的，因为在信仰的层面上，我们不仅需要同情，还需要爱。
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爱的，但他们爱的不是具体，而是抽象，或者说，他们的爱指向的不是具体的对象，而是普遍的理念，就像爱默生所说的，“我爱人类，但我不爱人群。”为什么这样？因为人类是抽象的，人群是具体的，人类不会伤害爱他的人，人群却总会让爱他的人很受伤。人群就像叔本华所说的豪猪，一旦接近，就会被它们身上的刺所刺伤。知识分子的爱是非常纯粹的爱，是一种避免受伤、逃避受伤或拒绝受伤的爱。因此，他们不愿投入到具体的爱的行为当中去，他们只愿意把需要行动变成需要思考，他们爱思考，爱思考中的对象，但害怕被思考的对象。在遇到具体的爱的困境的时候，知识分子一般都是选择回避，就像《祝福》中的“我”一样，在遇到麻烦时，他考虑的是赶快离开。
信仰的爱和知识分子的爱不一样，信仰的爱是特里莎修女所说的“爱到受伤”。具体的爱都是很受伤的，所以西方人用玫瑰来代表爱情，因为玫瑰是有刺的，会让爱者受伤。信仰的爱是爱的行动，或者说是爱行动，它是一种直接的爱。
与信仰的爱相比，知识分子的爱往往显得怯懦，他们的爱是不行动的爱，是精神之爱，或者说，是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也有它的优点，只要不触及行动，它总是安全的、理想的、完美的、纯粹的，它不会直接地伤害别人，它是一种只对自己负责任的爱，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爱。
回到责任问题。我们说，在知识的层面上论证自己对他人的责任是非常困难，证明对他人的无限责任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责任的论证上，近代以来的主流论证是一种契约式的论证，既把责任看作基于生存需要的相互让步，是人基于生存知识上的彼此约定，比如，霍布斯的契约论。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了一种“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由于这种状态让每个人都无法生存，故此他们彼此让步和相互约定，限制彼此的权利和自由，规定彼此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就近代以来的责任理论来看，这种基于生存需要之上的责任是一种有限责任和消极的责任，同摩西律法一样，它规定的是“你不要做”。
说到摩西律法，我们可能会想到律法主义。的确，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似乎就是律法主义的复活，对于律法主义者来说，只要遵守了律法，他的义务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律法主义者的义务就是对律法的义务，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也是如此，只要遵守了契约，他的责任就尽到了。
很显然，知识分子的责任观是一种基于知识的责任观，他们接受的是一种有限责任和消极责任，或者说，他们所接受的只是人的责任，即人赋予自己的责任，因此，这种责任是有限的，也是可变动的。但信仰的责任则不一样，它的责任不是人赋予自己的，而是上帝要求每个人的，它不是一种对律法的责任，而是一种对上帝的责任，因此，它是一种无限责任，是一种不需要做知识论证的责任。正因如此，在知识分子那儿，责任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论证的，但在信仰者那儿，它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它不是知识，而是上帝的爱，或者说，是出于爱的绝对命令。
与律法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信仰主义不把上帝的诫命看作纯粹的禁令，而是看作恩典，看作爱，上帝颁布诫命的方式不是权威，而是爱，因此，律法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情感，是上帝之普遍的爱的情感。受这种爱的情感的驱使，信仰者的行为不是出自理性，而是出源于信仰的不假思索的爱，因此，它是积极的，是不怕受伤甚至甘愿受伤的，是利他的，是自我牺牲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人受苦是对我的最大伤害”。
这就是信仰层次的责任，它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信仰超越。
三、夏娃的子孙
在上面，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了一种信仰的反思，我们发现，信仰者对责任的理解不同于知识分子，信仰者的责任源于上帝，而知识分子的责任源于契约；上帝所赋予的责任是无限的，而知识所赋予的责任是有限的；上帝所要求的责任是积极责任，是你应当做；知识所要求的责任是消极的，是你不要做。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信仰者与知识分子关于责任的不同理解呢？这里涉及到对夏娃偷吃禁果的不同理解。按照信仰者的理解，夏娃偷吃禁果是人类的犯罪与堕落，但从知识角度理解，它是人类知识的开始。在此意义上，崇尚知识的知识分子都是尊崇夏娃的，他们是夏娃的忠实子孙。
关于夏娃的堕落，有两个哲学家的理解很典型，他们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一个是黑格尔，另一个是尼采。按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说法，伊甸园的堕落是了人类精神的进步神话形式，夏娃的堕落表明人类自我意识的开始，代表着人类的进步。他认为，当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这表明知识是神圣的，因为有了知识，人就变得和上帝一样了。按照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与哲学》中的诠释，就是“这条蛇可以说是一个在黑格尔诞生前六千年已经讲授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小小女讲师。这位没有脚的女学者极其精辟地指出绝对怎样置身于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人怎样通过认识变为上帝，换言之，上帝怎样在人里面达到其本身的意识。――这个表述法不如原来几句话清楚：‘如果你们吃认识之树的果子，你们就会和上帝一样！”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认为，“上帝把人从伊甸园里驱逐出去了，以便阻止他吃那生命之树的果子。这句话的真义即在于指出就人的自然方面来说，他确是有限的，同时也是有死的，但就他在认识方面来说，他却是无限的。”很显然，在黑格尔的眼中，知识是人类的骄傲，正因为有了知识，他才能超越他们的有限性，让他们变得像上帝一样。这是黑格尔对知识的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