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贺拉斯在《诗艺》中把文学的功能规定为“教益”和“娱乐”之后，[2]文学的功能始终没有改变。到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1832年—1901年），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英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逐渐深化，认识的方式也不断更新。到了19世纪中叶，近两千多年来一直统治人们思想的宗教开始式微，而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宗教作为统治阶级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已经处于蒸发的危险之中”，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学的兴起。[3]文学也随之而具备了第三种功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和医治国家的疾病。”[4]
那么，文学是怎样取代了宗教而担负起拯救灵魂和医治社会疾病的大任的呢？首先，宗教成功而有效的方式在于宗教并不完全以明确的概念和公式化的教条发挥作用，而更多的是通过形象、象征、习性、仪式和神话。其次，宗教紧紧抓住了人类主体根深蒂固的非理性恐惧和需要，这些都是在无意识层次潜在地主导人的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本能欲望。再次，宗教信仰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领域，并能利用仪式和生活习惯而把抽象的信仰物化为具体的生活现实。最后，对于统治者来说，宗教的最大功能莫过于培养顺从的信众，一方面使之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使之具有凝聚的内心生活。[5]我们看到，宗教的这些功能也恰恰是文学所能起到的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除了上述偏重于“拯救灵魂”的功能外，代替宗教的文学从许多具体的方面发挥着“医治国家疾病”的作用。比如，它能抵制政治盲从和思想偏见；它能揭示人类本性，宣扬普遍价值；它能从普世的视角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表达普通百姓的愿望和需要，使之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它能帮助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相互了解，培养相互间的感情和友谊，积极处理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和不同见解，提供一个宁静平和揭示真理的场所；它能培养一种多元的思考和感觉方式，让民众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尊重中产阶级的成就，遏制集体政治活动的颠覆倾向；它能使民众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感到自豪，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描述他们与国家的正常关系，从而培养他们作为温顺公民的责任感；最后，文学通过再现历史和传奇中的英雄人物，以生动的事迹和感人的精神培养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操。[6]
然而，这种医治作用必须以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前提，而未能从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和集体性来看文学的颠覆性，为能从关系的角度来看文学与权力、与大众相互建构的关系，更未能从作家本体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医治”效果，即文学与身体、与健康的关系。当我们把文学与生活，或者把生存的问题与书写的问题密切关联起来的时候，文学的这种功能就愈加清晰了，因此也就有了一种新的解释，关系到个体的健康、集体的健康、民族的振兴等身体问题。而这又使我们回到了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追问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写作？”或“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上来。
什么是文学？按照德勒兹的定义，文学是“生命在构成观念的语言内部的旅行”。[7]在《褶子》中，他秉承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给思想下的定义，说“观念是自然进入某一局部地点的旅行。”[8] 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共同点不仅在于“旅行”这个词，即表示过程、进程、生成关系的一个词，还在于它们涉及到了虚拟空间（语言、文学、观念）与现实空间（生命、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生命和自然在语言和观念等虚拟空间中的旅行。当把这两个空间联结起来时，所追问的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生存的问题与书写的问题密不可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9]德勒兹把他的最后一部书题名为《批评与诊所》，这从两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作家是“症状学家”（symptomatologists）；作家的拿手好活是解读和创造符号（正如哲学家的拿手好活是解读和创造概念一样），而符号总是意味着生活方式，生存的可能性，符号是生活的症状。[10]只有通过正确地解读生活的症状，才能找到良药医治生活的病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伟大的作家都是社会的医生，症状学家，因为他们能够发明新的符号，革新的符号，创新的符号。而文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是医治社会疾病的诊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和德勒兹等哲学家才不约而同地把艺术家和哲学家说成是文明的医生。
那么，文学与生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文学是在已然生活和现行生活的经验之外穿行的生命进程。”其次，“写作当然不是把一种表达方式强加在已然生活经验的材料之上。”[11]如果把这两句话与上述定义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与文学的反映论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学观：即文学不是对过去和现行生活的反映，不是用某种表现方式去强行反映过去的某种生活经验，因此也不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种东西。写作归根结底是生成的问题。这种生成永远都不是完成的，永远都在形成的过程中，永远都超越现行的生活或生活过的经验，所以，文学是一个生命过程。而一个过程必然要生成什么，变成什么，永远趋向于某一个方向，但又永远到达不了终点。在文学中，这种生成体现为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生成植物等。《白鲸》中的船长亚哈趋向于变成白鲸；《老人与海》中的老人趋向于变成鱼；《熊》的主人公也趋向于变成老本，那只熊。这种生成并不是在真实生活中所能见到的，所以，文学的过程（通道、旅行、穿行）只能在经历过的和现行的生活之外；因为，文学不是重讲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梦想和记忆；文学讲的总是集体的故事；它总是要“发明一个民族”，一个“小民族”（minor people），一种“小语言”（minor language）。中欧的卡夫卡和北美的麦尔维尔都是这样的作家，他们都为一个并不存在的民族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就是一个民族（The subject is a people.西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