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闻影响今天
——以CCTV《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为例
今天的演讲应该叫交作业比较合适。刚才跟校长说，我是以回母校交实习作业的心态来跟诸位交流的。有人说，你不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呀，这怎么会是你母校呢？最后跟大家交代。
诸位平时可能没时间看电视，不愿意做电视土豆；但是，不管把电视斥为垃圾也好，还是像罗斯福那样把揭露真相的电视新闻人称作扒粪者也罢，我们都可以利用新闻媒介表达意见、报道事实，从而影响当下。哪怕只是作一般的社会了解，也可以看看电视节目——我只能介绍新闻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主要分四个方面，跟大家聊，边看片子边聊：
一、人人可以做记者：最近湖南师大的几位大学生做了一个调研，调查手记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们是不做记者的记者。
二、我们的新闻标准：刚才有位老师说，没准聊着聊着就有同学会把身边遇到的不平事跟我说说，我说欢迎；我们每天面对几千条信息，怎么选择焦点？
三、我们的调查方法：明拍还是偷拍？这是观察方法问题，还可以说说别的方法。
四、从“ 9·11”报道看美国的新闻观：有时间的话，可以欣赏美国人做的一组报道。
一、人人可以做记者
（一）湖南师大同学的调查
（展示文档）《对湖南部分煤矿一线矿工的调查手记》，这就是那个令人感动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4月12号、13号分上下登出来的。湖南师大的几个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花了几年的时间在煤矿里头做调研，写了一份报告《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这份报告被我的狭义的母校的一位老师看到了，递到了国家安监总局李毅中的手上。4月2号，这位局长回信说这份报告“透射出热血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同情心、报国志”，认为这几位大学生“在校园刻苦求知，时时还在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努力追寻问题的答案”。
这个事对我很有触动。因为我们平时做矿难啊或者其他突发事件，不能说麻木了，更不能说观众麻木了，但做来做去就比较常规了。但他们在调查中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独特的发现。他们觉得很害怕，不敢说自己是记者——当然他们本来也不是记者——随时带着身份证让别人看，他们说弄不好会被别人打死或者以为是来敲诈那些煤矿老板的。再有，他们备有两种烟，好烟是给老板抽的，次烟是给矿工抽的，这样才能跟别人搭话。特别让他们触目惊心的是——这些矿工好像都麻木了！明明知道生命最可贵，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干？！在调查手记里，他们引了一个矿工的话：“下去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点煤上来。说真的，每次下井，都不晓得自己还能不能上来，特别是看到电视播报矿难发生的时候。但担心害怕有什么用？人都已经下井了，想这个没用！越想思想负担越重，还不如什么都不想，过一天算一天。”
他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而且有自己的议论：“当地迷信思想的盛行，在我们看来较为正常。这与当地风俗有很大的相关性。这里基本家家户户都‘请神供神’，很多人都信。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也表现了煤矿工人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恐惧。”
幸亏，我们专业记者也有类似的发现——（展示文档）
这是《焦点访谈》前几天播出的《平顶山“4·16”煤矿爆炸事故调查》的文字稿，这起矿难三十几个人被困，咱别跟人家学生比视频：
记者问：平时生产的时候，有防尘措施吗，比如说，挖煤的时候喷水？
有一位叫李小宝的矿工回答：有，但没到位，管子通不到那儿。
记者：你说那个喷水的管子没有通到？
记者又问：在这样的井里工作，你不觉得危险吗？
李小宝：肯定危险，为了挣钱。
学生的调查和发现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中国青年报》采访了这些同学，《南方都市报》发了时评，但遗憾的是，我在湖南师大的网站上转悠半天，没看到师大自己介绍这几个同学怎么做调查，只看到网站把媒体的报道挂在首页，似乎再好的事情媒体没报道就等于没做。
做调研的这几个同学，有学经管的、学旅游的，还有好几个国防生，可能没有学新闻的；那么，我们专职做记者的还能再做些什么努力呢？
我给大家放一个碟，这是《新闻调查》栏目做的对三起爆炸案的调查：《谁为爆炸案负责》。（播放视频）
这是去年，也就是2006年在山西三个月内发生的三起矿山爆炸。4月轩岗爆炸、6月繁峙爆炸、7月宁武爆炸，为什么一炸再炸？进行这种多样本叠加的调查，记者想达到的效果是：感情上反复冲击，甚至累积；认知上反复印证，发现规律。记者想理清这样一条交织着物理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因果链条：有人私挖滥采没管住——买炸药没被发现——炸药不合格没被发现——私藏炸药没被发现——爆炸发生。
这期节目最难得的是追查炸药来源，一直追到国防科工委。虽然这期节目的因果链不是太清晰，也没有涉及问题解决的对策，但这样的调查恐怕非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难完成。这就涉及专业化问题。
（二）什么是真正的专业化
如果在座各位有学政治学、传播学的，肯定会知道这个人——施拉姆，他对“专业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大众传播人员要的并非专门教育而是通才教育，还有，他说对做记者的要求不能像对医生、律师一样，如果门槛太高就可能有损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的实现。因此他认为，大众传播“既不是，也很难变成传统上所认为的专业”。
那么，大众传播如何才能使自己走上专业化道路呢？施拉姆说：“在任何情形之下，促使大众传播事业的专业化，应先采取一个最重大的步骤：强调‘个人的’责任感，而不是‘机构’的责任感。”施拉姆的意思是说，传播者“应负起作为一个公仆（a public servant）与一个专业人员的责任，而非他对所受雇的商业义务（二者固然不相冲突）。”施拉姆强调：“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存在于整个事业的负责态度，个人与组织都包括在内。这是真正专业化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我们希望大众传播事业来完成社会改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么看来，人人都可以做记者，差别恐怕只是在各自的责任感和实践责任的方式上。
那么，我们的记者、我们的栏目、我们的电视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承担这个责任的呢？很多人对电视台的结构不太了解，总爱问：你是哪套的？我先解一下“套”，介绍一下电视台的结构。
这个大楼大家都知道，有人说像火柴盒，我就在这个楼里办公。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他是很多“明星”的领导——这是我们台长。
台长下面是各中心。有人问我说你是几套的，我说我们不论套，而是分属不同的中心。
这两位大家肯定都知道了，还有崔永元、柴静、水均益、阿丘、王志、张泉灵、李小萌，我们都是新闻中心的。
这位肯定大家都认识，王小丫，她属于经济信息广告中心。
朱军，他是文艺中心的。
肯定很多人也知道他，鲁键，他是海外中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