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很高兴能结识这儿的老师和同学，我希望能在此做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首先感谢贵校给我精心安排了这样好的机会，使我能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3月份，我有机会去美国参加一个翻译会议，在那里用英文做了一个报告。今天，我想再用中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存在不少问题，但一般来说，不搞翻译的人是无法了解这些问题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追求经典的人，就是说，我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我对文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翻译家和作家。我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德语国家出版了八部文学作品。大家总认为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其实也不尽然。在德国波恩大学，我基本上没有机会给那里的学生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在那儿，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在20多岁的时候，我迷上了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其次是宋代散文，所以我还从事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另外，我刚刚在德国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史》。过去三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诗歌，因为我始终对中国当代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纯属个人的见解，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对的地方，那么欢迎随时更正和补充。我希望能形成一种争论的氛围，不太乐意别人一味地附和我的观点。接下来，我想从三方面展开话题：首先谈一谈人们对汉语的一些误解，然后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出版和翻译情况，最后讲一下语言的重要性。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25、26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可是，我公开承认自己是翻译家的时间却很短。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德国大学很晚才对教授从事翻译工作予以认可。在今天，你们会发现德国大学基本上没有几位教授做翻译，原因很简单——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有种“怨恨”的情绪。不只是因为翻译的地位比较受人轻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总是占用我自己的宝贵时间。比方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那么，这样的工作能够持续多久呢？半个小时！最多三刻钟！为什么这样短？这与我的翻译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得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天大约要花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中国的当代作家。可一般来说，中国的作家们并不了解我这样的状况，反而认为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要想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语言水准。我能够创造自己的词汇。有时，在没有其它出入的情况下，我会用这些创造的词汇翻译中国的诗歌。可是，一旦我在翻译中用了这样的词汇，那么就不能再次继续使用了，不然人家会以为我是在抄袭欧阳江河（1956- ）和王家新（1957- ）的诗歌。
过去20多年里，在众多德国机构的邀请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来到德国，与当地的读者见面。不少著名的作家，比如王蒙、张洁等人，还能在德国呆上一年半载。有时，德国机构会给语言水准一般的作家召开翻译会，请我帮忙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优美的德文。但是，如果他们的语言本身有问题的话，我能顺水推舟地译成差的德文吗？当然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的德文版作品有时要好于中文原作。我听说，美国人对翻译工作是不重视的。如果要申请大学职位，最好不要告诉委员会曾从事过翻译，不然很有可能失掉工作的机会。
通常来说，一名翻译者仅凭一本辞典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可以不需要任何其它的东西，甚至包括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位作家的思想总是会有其来源的。比如北岛（1949- ），他的诗歌与30年代的朦胧诗派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现在，他还在重申自己受到了老一辈诗人的影响.那么，若是想成功地翻译北岛的作品，怎可以不事先了解一下30年代朦胧诗的发展呢？再如杨炼（1955- ），他受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海德格尔的“挖掘” (Ausgraben)的概念。可是，如果对海德格尔缺乏了解的话，你能读懂杨炼吗？总之，一名优秀的翻译者应具备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通晓多种语言。在欧美汉学界，很少有人读过我本人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一直忙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而这的确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在翻译的时候，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必须为此跟周围人交流一下，不然就没法继续进行。至今我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与德国的同仁们交流杨炼诗歌的情景。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也始终存在着置疑。不过，幸运的是，我现在得到了德国翻译界和德国作家的认可。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我的译作，从而使得我的翻译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同时也令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从事这项事业。去年，德国最大的出版社要求我再出一本译作，因为原先的两本诗集已经卖光了。本来我想把给杨炼的译作再版一下，但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于是便重新译了一遍。讲这些无非是想表明，我对自己的翻译始终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位翻译家的呢？很晚。1985年，波恩大学聘请我教授汉语。这所大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专业，注重把年轻人培养成未来的翻译家。因此，从1985年起，我开始在波恩大学逐步开展翻译工作，后来，由于这一工作得到了德国作家和翻译家的认可，我也就渐渐公开了自己的翻译身份。现在我非常迷恋这项工作，原因很简单——这对提高德文水平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要知道，德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系统，不少教授之所以无法在德国立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德文不够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借着翻译的机会，我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