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构造：“皇国观念”与“脱政治”的二元结构
我们在研究和总结日本文学特色的时候，所着眼的第一条，就是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对这一条，所有的日本文学的读者至少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与其它民族的文学比较起来，日本文学在这一点上太突出了。日本最古老的经典《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为天皇家族寻求神圣起源，可以说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作品，但《古事记》只写传说中的历代天皇的谱系及其相关的神话故事，并不直接歌颂天皇，而且此后这样的作品再也没有了。在君主王权的政治制度下，竟然没有歌颂君主的作品，不对天皇等政治家个人歌功颂德，这在古代世界极其少见。在中国、印度、古希腊罗马、古代波斯等文明古国的文学中，为帝王歌功颂德的作品不知凡几，日本文学中却极难发现。例如在古代文学中，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是由一些贵族文人收集编纂起来的，在总数四千多首和歌中，除了歌颂日本江河山水的作品外，歌颂天皇个人的诗歌几乎没有。随后的《古今集》等历代和歌集，都是天皇“敕撰”的，可以说天皇是名誉主编或总顾问，但歌颂天皇的作品完全看不见。平安王朝的物语文学是以皇族贵族文人为创作主体的，但主要的作者是宫廷妇女（女官），天皇、皇族及有关当权者自然出现在作品中，但却没有露骨的颂扬逢迎之作，也没有对政治问题做任何评论。我们所见到的只有缠绵哀怨的恋爱故事。在古代日本汉诗中，发思古之幽情，吟山川之美丽、写个人之喜怒哀乐是基本的题材主题，像中国诗人那样书写政治抱负，指陈时弊，评论时政的汉诗殆无所见。镰仓时代出现的“战记物语”，写武士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和惨烈战争，但“战记作者”都是些民间的僧装的“琵琶法师”，他们站在佛教的超越立场上，极力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态度，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表现人生无常的佛教观和忠勇风雅的武士道德。到了17～19世纪的江户文学的主流“町人文学”中，只写町人阶级的商业经营、吃喝玩乐，风雅嗜好。除了在“狂言”这种讽刺短剧中对武士大名不无善意的讽刺调侃之外，完全没有政治的意味。而且，在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时候，对中国文学的政治倾向则有意加以过滤。在唐代的遣唐使时代，以写政治社会为主的杜甫的诗极少介绍到日本，对白居易的讽喻时政的乐府诗不感兴趣，却对其闲适诗、宫怨与感伤诗极有兴趣，唐传奇小说《游仙窟》等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私情作品，引进后倍加珍视。
日本传统文学是如此，现代文学也是如此。
日本的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型，是明治维新这一政治运动推动的结果，但日本近代文学却仍然保持了与政治疏离的姿态。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宏观思考》一文中，从中日比较的角度指出：维新政治为日本近代文学铺设了近代化的轨道，并且有力地将文学向前推动了一把，文学起步了，然后文学和政治两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而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受到了社会政治的两次推动：第一次是维新改良，第二次是五四运动，而真正把文学推向现代化轨道的，则是五四运动。然而，政治对文学给予两次推动之后，并没有离文学而去，而是如影随形，结伴而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思潮起伏，每一次创作变化，每一回理论论争，都和政治运动、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和日本现代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文学思潮运动的发展嬗变而论，同样是“政治小说”，日本的“政治小说”主要是政治家消闲时的余技，中国的“政治小说”则是维新革命的直接舆论工具；同样是写实主义文学，日本的写实主义在理论上明确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中国的写实主义则力主文学“为人生”的反封建启蒙的功用；同样是浪漫主义，日本的浪漫主义主要是个人逃避社会的情绪独白，中国的浪漫主义则是对时代变革的热烈呼唤。 [2]
日本传统和近现代文学的“脱政治”倾向是怎样形成的呢？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谈到日本传统文学的“脱政治性”的特点时这样说：
不要靠近现实，在脱离现实的地方才有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趣味。而且，想在离开现实的地方去寻找“风雅”、“幽玄”和“象征美”，这是日本艺术的一般倾向。其实，这一点由于外国人不能充分理解，反而吸引了外国人，成为日本美的高深莫测的魅力。日本人一般是这样认识的：因为是艺术，就得离开现实，如果超脱现实是目标，那么，脱政治就是理所当然的。总之，认为在文学这种高级艺术里，如果吸收了政治的话，文学就变得庸俗了。 [3]
他还说：
……日本文学似乎一开始就是脱离政治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原因之一，自然可以想到从事文学的阶层的不同。被视为中国头等文学的文学，一直是由被称为士大夫阶层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支持的。他们都是以当官为目标而勤奋努力的人，许多文学家，其实，就是官吏。与此相反，日本文学的真正传统主要在宫廷妇女（宫廷女官）、法师、隐士和市民等人之中承袭。这些人都不大关心政治，从政治上来说多数是局外人。日本文学的核心是由政治局外人的文学家的游戏精神所支撑的。这是日本文学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在铃木修次的论点之外，似乎还需要补充一个观点，就是古代日本宫廷或贵族府第中的吟诗作歌的人，并没有别的国家的那种“御用文人”。御用文人在印度、阿拉伯、波斯、欧洲各国都普遍存在，但日本的诗人歌人本身，却是皇族贵族中的一员，他们不靠文章辞赋谋生，他们周围的人在血缘上都有一定的关系，都是亲属，他们上头没有“主人”，因此，他们用不着对谁歌功颂德，和歌只是皇室宫廷的一种娱乐方式而已。
近代日本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日本近现代的维新革命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是由政治家来确立的，作家仍然保持了政治局外人的立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属于自由主义，他们以相近的趣味爱好结成同仁社团，而不是以政治倾向性分派立宗。除特定时期的左翼无产阶级作家之外，其它作家参加党派和政治团体的几乎没有。日本文坛上公认的文坛领袖——森鸥外、夏目漱石，就是自由主义文坛的领袖。森鸥外虽然身为高官，尚能在创作中完全回避政治，标榜文学的非功利的“游戏”性；漱石则把表现闲适心境的“余裕”和“则天去私”作为自己的创作信条。日本作家们不但疏离政治，而且也尽力疏离时代与社会，除明治时代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德富芦花的《黑潮》、昭和前期的左翼作家等作家作品外，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描写和反映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作品很少，一般都局限于封闭的个人生活，且着意地营造超时代的氛围，构筑虚幻的美的世界。日本的绝大多数批评家们也都以这种价值观念衡量和评价作品。在脱离政治、疏离时代的观念下，个人、个性，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基本内核。个性意识、个性解放，甚至个人主义是日本现代文学所探究、所表现的中心课题。个人的遭际、个人的体验、个人心理的刻画、个人的喜怒哀乐虽与社会有关，但作家们并不着意把个人放在社会的大视景中去表现，而是尽可能孤立尽可能纯粹地描写个人，表现个性，以至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最典型、最流行的个性化文体——“私小说”，又在“私小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纯文学”，即剔除社会性的文学。在日本作家看来，文学中加上了社会的政治的东西，就有碍于文学的“纯粹”，所以，“纯文学”的价值观一直是日本现代文学最核心的文学价值观。
日本作家脱离政治、疏离社会的倾向，一般情况下，就是对政治不闻不问，但是，在非常情况下，对政治的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就意味着一种服从和顺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容易走向脱政治的反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走向“脱政治”的反面呢？
上述的日本文学的“脱政治”之“政治”，是在狭义的“政治”层面上而言的。狭义上的“政治”，指的是国内政治，即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府、政党、派别组织或个人围绕国家管理、国民利益分配等所进行的相关活动。日本作家对这个层面上的政治采取了超越的、疏离的立场。但政治还有广义上的概念，就是“国际政治”，它涉及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在古代，由于列岛的特殊的自然环境，日本历史上日本虽然曾受到蒙古的威胁，但却没有受到外来侵略，对外关系、国际政治关系相对单纯，作家们也无缘于国际政治，但这并不表明日本人、日本作家缺乏国际感觉。相反，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对日本文化的不平衡，中国文化使日本产生了强大存在感和压迫感，促使日本文人与作家较早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皇国”（“神国”）观念、大日本主义及排外意识，而其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采集和编撰了一整套关于天皇神圣的神话故事（学者们称为“记纪神话”），它所显示的以皇国、神国观念为核心的历史观，成为日本独特的宗教——神道教的基础，并且潜移默化为日本官民的一种潜意识。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天皇朝廷与武士幕府的权力斗争中，虽然武士幕府掌握国家实权，天皇的权力常被架空，但在皇统和神国观念的支配下，历代幕府大将军却极少想到要取天皇而代之，而是常常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法，承认天皇精神上的权威，从而继续保持了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历代公卿及学者文人也著书立说，借用从中国传来儒教、佛教、道教的理论与概念，对《古事记》《日本书纪》加以阐释与研究，弘扬所谓“神皇之道”、“皇道”，最终将“神道”凌驾于儒佛之上。例如日本南北朝时代北畠亲房（1293～1354）在《神皇正统记》（1339～1343）一书开篇就宣称：“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创基，日神传统矣。”他强调日本的国体和中国、印度不同，作为神国优越于万邦。江户时代的山麓素行（1622～1685）在《中朝实录》一书中，极力摆脱过去的日本儒学者对中国的崇拜意识，借用中国的概念，将日本称为“中华”、“中朝”、“中国”，江户时代的所谓“国学”家们提倡认真研究日本的古典《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古今集》和《源氏物语》等，从中发现独特的、值得自豪的“真正的日本精神”。例如“国学”的代表人物贺茂真渊（1697～1769）从研究日本古代歌集《万叶集》入手，在《歌意考》一书中极力赞美日本古代，提炼其中的“万叶精神”，寻求日本精神的源头，《国意考》一书中，进一步宣扬所谓“国意”，将“国意”归结为以《古事记》等日本古典为源头的皇道，并以“皇国之道”挑战来自中国的儒教之道。“国学”派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则以《古事记》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排斥中国文化，宣扬日本“国学”的优越。本居宣长明确宣称：“世界虽有多国，但由祖神直接生产国土者，只有我日本……我国乃日之大神之本国，世界万国中最优之国、祖国之国。”从这种日本至上论和日本优越论出发，本居宣长更进一步从《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八纮一宇”的思想，导出了日本的神就是世界的神，日本乃世界中心的论断。本居宣长的门人平田笃胤（1776～1843）在《古道大义》一书中，也极力宣扬“神国”、“皇国”观念，说日本是“万国之本国”，日本的造化三神，也是世界万国的神。为此平田笃胤把中国和印度等他所知道的世界各国的神都说成是日本的神，说中国的盘古氏、印度的创世之神大自在天，都是日本的产灵大神的异称，中国的燧人氏是日本的大国主神，中国的三皇五帝的三皇，分别是日本的伊邪那歧、伊邪那美、素盏鸣尊”，这就把日本说成了全世界的教主和精神文化中心。
可见，在明治维新之前一千多年的日本历史上，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日本至上、日本中心、日本优越的历史观，对此，现代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说：
……路易十四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由我国的天皇来讲就再合适不过了。在古代印度的政论书籍中，虽然也有“国家是国王的国家”之类表述，但印度人却没有天皇崇拜这样的习惯。
不用说，把天皇作为一个活的神来加以崇拜是与国家至上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强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于在战败以后的今天，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仍然有他自己的地位。日本人喜欢把天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看作日本国民的集中代表。虽然在其它民族中并非没有这种现象，但是这一现象在日本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只有在我们日本，从神话时代以来，国土与皇室就是不可分离的。
从古今日本文学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来印证这一论断。日本古代作家都是皇国主义者，古代文学作品中虽很少出现直接歌颂天皇的作品，恐怕主要因为皇室的权威在《古事记》编纂后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因为从历史和现实中看，最需要别人歌颂和美化的人，常常是心虚的、不稳固的。武士势力崛起后，天皇的权力受到削弱，但天皇的权威却没有削弱，尊皇意识更加强化。在《平家物语》等战记物语中，作者对武士飞扬跋扈、轻视皇室权威做了明显的批评。到了近代文学中，受到西方民主文化影响的作家们，仍然将天皇作为精神支柱，森鸥外、夏目漱石两位文坛领袖，都在相关作品中对明治天皇的驾崩做了剧烈反映，同样的，这两位作家对明治天皇政府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包括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等，都表现出了支持的态度，并写下有关的汉诗为战争叫好。其它所有作家对侵华战争都异口同声地为对外侵略呐喊助威。仅有的所谓反战的作品——如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诗《你不能死》，也不是反对侵略本身，而是痛惜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侵略大半个中国，此间日本文学通过多种形式，支持侵华战争，绝大多数程度不同地“协力”了侵略战争，或参与了军国主义团体组织，或炮制所谓“战争文学”。这一切，都是为了出于服从天皇的“圣断”，而天皇的“圣断”是毋庸置疑、绝对正确的。作家们这样做出自近乎本能的皇国意识和日本国家主义，并不认为这会将文学庸俗化。因此可见，日本作家所能超越的，只是国内的党派政治。他们不是“政治主义”者，却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当政治超出了国内的党派、政权之争，涉及对外扩张、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日本作家大都本能的、不假思索地服从国家利益，拥护和协助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政权的对外行动。直到今天，也有不少右翼的、保守的、主张对外奉行强硬路线的文人作家主张让天皇由战后“象征天皇”重新成为国家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