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没在大学讲台上做学术报告了。我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二十年,对讲台特别有感情。人们见了我,凡是喊李老师的,是我的学生;喊李校长的,是我原来华中师范大学的同事;喊司长的,是我到北京后结交的新朋友。非常感谢各位来听我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新的世纪 新的语言观》。
一、语言是什么
先给语言下一个定义:“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这个定义讲了这么几个子命题:
第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界也有它们的交际手段,比如黑猩猩,可以用30多种符号进行交流。英国曾经有一位女高中生,叫珍妮×古多尔,对动物特别感兴趣,高中毕业不想读大学,就到非洲森林里面去观察黑猩猩等动物,后来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黑猩猩在召唤》,讲了动物语言的许多情况。但是,尽管动物界有各种各样的交际系统,还是无法和人的交际系统相比;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有这样强大的、随心所欲的交际符号系统。
第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谓交际就是传递思想,表达情感。人类也会用很多方式来表达思想,来传递情感,比如音乐、图画、手势等等。但归根到底,语言是最重要的,它负载着人类信息的80%。而且音乐、绘画、服饰、首饰等等,也都需要通过语言的解释,才能够真正把握它的涵义。
第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让人算数学题,在发音器官的有关部位贴上电极,发现口算和心算,发音器官都在做相似的运动。这说明在沉思默想时,人类也在用内部语言“说话”,思维需要借助语言作为工具。当然,内部语言同外部语言相比,有一些距离。内部语言比较简单,外部语言比较连贯,等等。
第四,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语言,文化就无法存在。语言和文字,记录着人类的发展史。比如,时间的表示方式多是采用空间表示方式,如“后天、前年、深夜、两天以后、三天之前”的“后、前、深、以后、之前”,本来都是表示空间的成分。这种现象说明人类首先获得较为具体的空间概念,然后获得较为抽象的时间概念。再如“姜、羌、美”三字,构字方式十分接近:上面是“羊”;下面分别是“女、儿、大”,都是表示“人”的。“女”是人类半边天,“儿、大”是“人”的古写。“姜、羌、美”的构字图景是相同的,都是人举着羊图腾或是戴着羊面具。“美”很显然来自于原始图腾的崇拜。到了收获或祭祀的季节,牧羊民族举着羊头,载歌载舞。“羌”,《说文解字》说是“西戎牧羊人也”,就是今天羌族的祖先。“姜”是汉族的一个姓氏,姓氏字中带“女”的,如“姬、姚、嬴、妫”等,都是较早的姓氏。“姜”是很早就融入汉族的羌族的一支。“姜、羌、美”三字,也记述着一些中华历史文化。
二、妥善处理语言关系
到了21世纪,必须重新审视语言问题,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世纪的语言观。新世纪的语言观应该怎样描述,还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但是,建立新世纪的语言观,起码应当考虑四个因素:1、应能指导人们妥善处理语言之间的关系;2、应当面向信息化;3、应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4、应充分考虑中华语言走向世界。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语言关系主要有如下四种:
1、母语和外语的关系
这是当前中国在语言问题上遇到的最大困惑。处理好母语和外语的关系,首先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不能把外语和母语对立起来。中国的外语教育发生得很早,大约在秦汉就开始了。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始自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和管理知识,为了能够同世界对话,为了走向世界,一直在努力学习外语,付出了金钱、精力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约有三个亿。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各种会议上,很少有用汉语讲话的机会。所以,中国急需精通母语和外语的双语人才。母语是根,外语是用。不能为了强调母语就排斥外语学习,也不能让外语压迫母语。
全民学外语不一定合理。人们的外语学习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最近研究发现,语言学习能力与认知特点有关。认知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善于把人物和背景分开的,叫做凸显型认知:一类是把人物和景物混在一起的,叫做一体性认知。外语学习能力好的,一般都是一体性认知。因此,对所有的人用一个外语标准要求,不符合“语言学能”理论。应当制定科学的公民语言能力标准,包括母语水平和外语水平。
2、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
我国有56个民族,100多种语言。有一首歌的歌词说,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种语言,同说一句话……这是把我国的语言说少了。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要妥善处理好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对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十分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100多种语言中,多数没有文字,靠的是口耳相传。语言是人类瑰宝,少数民族语言里包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人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但中国有不少语言已濒临消亡,如满语、赫哲语、土家语、畲语、鄂伦春语等。满清时期,俄国人从我们东北和西北,掠夺去了相当于十二个法国那么大面积的领土。国家存放的大量满清档案,以后却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了。好在清朝乾隆年间,从东北派锡伯族到新疆戍边,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就是这支队伍的后裔。锡伯语和满语基本一致,所以锡伯族的学生如果能把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掌握好,对研究这些满清档案大有用场。这是民族语言重要性的一个例子。保护民族语言资源,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但是当前民族语言濒危现象十分严重,应引起关注,应采取行动。
3、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
汉民族共同语早在先秦时期就建立起来了,当时称为“雅言”,到了汉代,有所谓的“通语”。到了明清时代,有所谓的官话。清代要求易地为官,当官的人就应当会说“官话”。雍正年代,福建、广东的官员到北京,雍正听不懂他们的话,于是下达了在闽粤建立“正音书院”的圣旨,推行汉民族共同语。福建官吏很听话,广东的官吏没认真执行,直到今天福建人的普通话要比广东人说得好。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之后汉民族共同语称“国语”。新中国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海外称“华语”。2000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法定为“国家通用语言”。
普通话快速推广,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主要动因是经济、教育、交通通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形成统一的市场,要走工业化道路,语言统一是必然结果。语言统一与工业化的进程是成正比的。据调查,上世纪末,能讲普通话的人数是53.06%,现在大约有60%左右。这是否说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只有60%?
普通话推广到今天,必须认真考虑几个问题:第一,就中国现有的条件看,能够让100%的人都能讲普通话吗?除去老年人、儿童、有语言疾病者,普通话推广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几?第二,普及普通话的同时,怎么给方言留下空间,方言也是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第三,方言区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如何?少数民族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度如何?普通话推广度与这种认同度是何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新世纪的普通话推广政策。
4、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
汉字简化存在于汉字发展的整个历史。远的不说,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国语常用字汇》就有180余个简体字;1935年,民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1956年1月,新中国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之后简化字便成为国家通用文字。
当然,繁体字也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繁体字的使用领域。但是,近两年一些政协委员提出在中小学教繁体字、甚至要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的主张,汉字简繁问题也不断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热点话题。
那位政协委员提出“复繁废简”的理由有三:一说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过去批评简化字常说的有四句话:“爱(愛)人没有心,亲(親)人不相见,生产(産)产不生,工厂(厰)变空空”。其实繁体字的“愛”,其“心”是声旁的一部分,并不是形旁,与“心”的意义没有关系。其次,现代科学证明真正能够思考问题、能够产生“爱”念的,是大脑而不是心脏。其三,一些与情感意志相关的字并不带“心”,如“喜怒哀乐”只有“怒”有“心”。去年汶川大地震,国家领导人多次赴汶川,解放军、武警战士和全国人民也都献了爱心,他们写的都是无“心”的爱。英语的“I love you”,那个“love”和“心”是什么关系?难道说世界说英语的人都没有“爱”吗?如果按照“爱”要有“心”的逻辑,“喜怒哀乐”中的“喜、哀、乐”都要加上“心”,岂不可笑?其实有些简化字简化的还相当不错,比如说灰尘的“尘”(塵),一个“小”,一个“土”,小小的土粒在空中飞扬,不就是灰尘吗?再如眼泪的“泪”(涙),“目”中流出来的“水”就是“泪”,简化的多好啊!为什么没人来说说?本质上,文字只是个符号,只要能够很好记录语言,就尽职了。
二说现在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大家都用电脑了,多一笔少一笔已经不是问题了,简化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是误解。其一,要能使用计算机打字,首先得学会认字,笔画多少与识字是有关系的。第二,计算机再发达,手头书写也不会完全消失。其三,手机等小屏幕汉字显示,简繁汉字还是有差异的。比如“矗”,一个“直”6横,上下加起来12横,不减或不改变笔画,在小屏幕上如何显示?
三说大陆恢复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讲这个话,是没有认识到台湾和海外繁体字地区,也在使用简体字,“台湾”(臺灣)两个字都是简体字,台湾人民都在用。而且,1949年前后,大陆用的也是繁体字,为什么中国形成了两个政权了呢?美国和英国用的英文基本上差不多,为什么不是一个国家呢?文字统一对两岸交往有作用,但认为大陆改用繁体字两岸就能统一,恐怕是有点太天真了。
尽管“复繁废简”的说法不成立,但是处理好简繁汉字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