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 GE阅读 > > [第十一辑]

葛桂录:明智:非理论的智慧

(一)

我在前年于浙江大学召开的“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思想史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阐释:问题、路径与窗口》的大会主题演讲,其中曾说过:“文本细读是从事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那我们凭借‘什么’去对文本加以‘细’读,并写出具有专业色彩的文章?可能首先想到的武器就是理论方法。”

理论方法特别是当代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果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奇功效吗?对那些擅长套用某种理论方法解读中外文本的著述,我心存疑虑。最近重读陆建德教授的《麻雀啁啾》,其中有一篇《明智——非理论的智慧》,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书评,颇受启发,因为它有力支持了我的疑虑,对我关于思想史语境解读文学经典的倡议也是一个鼓舞。此次演讲我同样以《明智:非理论的智慧》为题,一则表达对陆建德先生的敬意,二则借此大力倡导这种“非理论的智慧”,因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陆建德先生评英国史学家汤普森《共有的习惯》而作的文章《习惯的力量》(收入他的文集《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中,曾提到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第一章写了一个卖掉妻子的场景,这是主人公亨查德在醉酒后发生的行为。如何分析这一细节,我们以往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女权主义批评话语,亨查德因而被严厉谴责。不过,根据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调查研究,“买卖妻子”这种英国下层社会常有的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质上是使离婚合法化的一种仪式。汤普森《共同的习惯》也提供了不少史料,表明出售妻子有一套不成文的程序。首先,所有交易都是公开进行的,有的甚至事前张贴布告,地点都是集市等公共商业中心。交易那天,丈夫在妻子脖子上或腰间系一条缰绳,手执缰绳把妻子牵进场内。成交后卖方把缰绳交给买方,作为“交付”的象征。要怒斥这一交易现象,再容易不过。但汤普森不同意那些非得把自己的姐妹说得可怜兮兮才觉得过瘾的女权主义者。他说,交易因婚姻破裂而进行,假如这样的习俗使公开离婚和再婚成为可能,很多当事人是乐于被出售的。这表明当时无所不在的教会对性行为的监督已经有所放松(比较霍桑的《红字》),而世俗政权(包括法庭)也较为宽容,对这类行为予以默认。汤普森强调的是当时被买卖的妻子的独立性和活力。女方同意交易,一般都为了使婚姻状况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她们甚至还是交易的积极推动者、参与者。尽管她们身上系着缰绳,她们还是会和围观者高声交谈,毫无惧色,有的还挥舞手帕作欢庆状,发出大笑。拍卖虽然公开,买主却往往早就内定的,他就是女方的情人或非法同居者。当时有报道说,成交后女方与买主开开心心地离去,而“交付”(deliver)一词确有予以自由,由一方转交另一方照看的意思。在集市上真正受辱的反而可能是手执缰绳的男方,他被带了绿帽子,还非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履行“走形式”的职责。华盛顿·欧文《见闻札记》描写的强悍女子,并非纯系“男权社会”的虚构。很多妇女可能是家里的强者。汤普森引用了一首民谣:“丈夫如果不从,她破口大骂,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给了她的老家伙,许多次狠狠的打击。”当时的一副图画:负责照管婴儿的丈夫正在偷喝啤酒,此举被妻子看到,她拎起一只鞋子往他头上打去。陆建德先生在这篇题为《习惯的力量》的文章中,对此作了详尽解说,值得仔细关注。如此,我们对诸如《卡斯特桥市长》里的类似情景,就要作历史语境(包括社会风习)的分析与评述。

因而,我在前述演讲内容中提倡:从文学现象(文本)的历史(思想史)语境,而非从模式(理论)着手开展工作,跳出“理论方法+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也就是说,慎重使用各种理论话语及其推导出的结论,因为它们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二)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写下这样一句题词“Wege-nicht Werke”(道路,而不是著作)。这里的“道路”用的是复数,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探索。在他看来,学习哲学就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爱智慧)永远“在路上”。哲学不是知识(结论),而是思考(过程)。不是定型的智慧,而是探求智慧的路径。爱智慧的快乐,不在于“有智慧”的结果,而在于永远的探求和追问的过程之中。毕达哥拉斯首先称呼自己为“爱智慧者”,而不自称为“智者”。柏拉图《理想国》中要求执政者是一批“爱智慧者”,而非任何的“哲学家”(智者)。重视过程,甚于看重结果。人不能抓住真理(好比人不是上帝一样),只是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路上。这才是一种人生行动的“智慧”。

这启示我们如何对待诸种理论:爱各种理论在其推导“过程”中存在的智慧,而不必执著于诸理论的“结论”。 喜欢“过程”(智慧之爱),这是爱智慧的表现,而将理论当作“智慧之学”,则是非明智的。因而,要善于做一个爱智慧(φιλσοφο)的明智之人。

为何要关注理论话题?我想:1)并非仅仅为了写文章(伪功利主义意识);2)更非为了吓唬人而搬用晦涩难懂的概念术语;3)亦非为了赶时髦,加入“旷然大空”式的中国当代话语概念的大合唱。明智的做法是:了解认知某种理论批评方法的逻辑与历史的出发点、路径、目标,以及警惕在使用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话语概念的泡沫化趋向。在此过程中:1)训练自己的理解、认知与评判能力,即提高所谓“理论水平”;2)把握文学、历史、知识、信仰、思想之间的语境联系,逐步形成讨论问题的历史主义方法论;3)达到知识、学问、人生伦理、世界观之间的互通关联,培养个体生存的经验主义立场;4)获得参透人生的智慧:“有所为,有所不为”,“执着而不痴顽”,“成就自己,不伤害,不拖累别人”,或者说“知识增进道德,学问滋养灵魂。”

如何看待理论或批评?理论均源自于某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理论创新也生发于我们被迫对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任何接触过理论大师著述的人在被其理性逻辑之美吸引的同时,也增强或激发了自我的创造活力。因而,理论批评方法不可或缺,它能够指示我们全面而生动地思考,引导我们说出学理性的话语,帮助我们建构某种交流的思维空间与合理的评述尺度。问题是如果教条主义地过度倚仗某些理论批评方法——即如伊格尔顿所说:“教条主义意味着拒绝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而只是一味地信奉权威”(《理论之后》)——就会渐渐失去我们自身对某些问题的评判能力。

这就是说,理论批评方法是我们认知与讨论“文学问题”的助力,不能也无法代替“文学问题”本身。即便讨论的就是西方理论方法问题,我们也要尽量遵循自己的评判立场。弄通理论史或学术史,可养成较好的眼光与品位,但无法自动获得神力。还是要在具体的问题研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值得养成的品质是对习见的话题常问些为什么?如:尼采为何说上帝死了?

尼采曾说:“两种欧洲最大的毒品:酒精和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与酒精在本质上相同:都有力量使我们相信,我们原来以为是自身的和这个世界的缺点,都是不必介意的;二者均削弱我们培育自己的问题的决心;二者都剥夺我们自我完成的机会。据尼采说,基督教是从罗马帝国的卑怯的奴隶头脑里产生的;他们没有勇气去攀登山峰,所以创建出这样一种哲学,硬说他们所居的底层很让人喜欢。基督徒也希望享受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内容(地位、智力超群、创造力),但没有勇气忍受这些享受所必须经历的困难。基督教徒们迷恋于“安逸的宗教”,于是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把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应该向往的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就把生命的潜能抽干了。因而,尼采对于人的将来给予无限的想象和希望,他要求我们不要停留在山下喝酒,而去接受攀登的痛苦。这就是其超人哲学的思维基础。

尼采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不希望读者成为他的信徒,常讲这样的话“你只要忠实地跟随你自己吧:那你就是随从我了。”“这就是我的路——哪里是你们的呢?——我这样回答那些向我问路的人。”尼采只让大家信仰一句话:“认识自己的路”,并读他的著述时处处防备他:“我要唤起对我最深的猜疑。”“一个大师的天职是要让他的学生防备他自己。”因为尼采觉得一切意见,一切真实,都要自己亲身体验,亲手去做,绝不是一件物品或是一种技术似乎的可以互相传授。这是尼采学说不同于其他诸多“理论”、“主义”的地方。前者关注的是接受者潜能的最大发挥(使人超越自我的思维);后者看重的是自身势力的无限拓展(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让人服膺理论权威的思维),所以对诸如此类的(尤其是来自西方的、玄学式的)“主义”、“理论”多加甄别。

胡适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概就是认为那些坚持“主义”者,将某“主义”视为“绝对真实”的信仰,或“绝对真理”,而不加以合乎理性的思考。伊格尔顿指出那些有着教条主义或专制主义禀性的人会相信这些“绝对真理”,而其实“他们终身都在怀疑的氛围中度过。”(《理论之后》)之所以“怀疑”是因为现实的具体问题可能会不断冲击着那些“主义”的信念基础。胡适提倡实学方法研究“问题”,正是考虑到“主义”(理论)的某些束缚作用。

还有陈乐民先生,他是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也对美国舶来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简单复杂化”的“玄学”,是“形而上学机械论”,“不足取法”。他说:“治学之道,本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东西,老老实实去做就是了,走捷径不行,想讨巧也不行。尤其是治文、治史(国际问题也不例外),脱不出太史公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积累丰富的资料),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话虽过简,却是千古不易的经验之谈,舍简求繁、求‘玄’,真划不来。”

如果过度借鉴当代西方理论,会给文学研究带来什么弊端呢?我想至少有三:

其一,理论先行。就是说先有了可以依靠的理论(如后殖民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然后将它比附到文学作品上去。这里,文学作品是某个理论的注脚,如此有的时候难免削足适履。该现象即我们常说的头重脚轻:理论往往讲得十分复杂、严谨,但是应用到文学文本上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轻了下去,有点本末倒置。

其二,见树不见林,对于文学现象的简约化理解,有时候过度关注一个主题(母题),甚至是一个理论术语自身的因果及逻辑联系。这种对理论的运用,实际上对文学自身丰富复杂层面的揭示,没有起到应有的功效。

其三,千篇一律,即公式化的套用。一段时期内,人们往往会一哄而上地运用当代最受欢迎的理论,只是将它们套用到有差异的不同文本上,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差不多。此为“过度设定”——过度设定理论的评述指向。当你看到论题的题目,就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理论,基本上知道它的论述是怎么回事,所达到的结论也大概可以猜得到。

(三)

理查德·罗蒂认为当代社会“以理论取代明智”的愿望十分强烈。

“明智”(Φρóνησιζ)——多数英译者用prudence(审慎、精明、节俭)来解释——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理智德性”中提出的一种“完整的人”的德性,即“实践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与柏拉图的理念论不同。亚氏指出,“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明智是理智的最高状态,即如节制是欲望的最高状态一样。“明智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种技艺。”明智“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因为,明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 “明智显然不是科学。……明智是同具体的东西相关的,因为实践都是具体的。”亚氏在此说,科学(如数学一样,是抽象出来的)不是处理具体的事务,明智则同具体的东西相关。

这就是说,明智来自实践,经验尤其宝贵。在人的社会生活里,“有经验的人比有理论的人占先。明智是实践。理论与实践两者都为必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经验。”17世纪上半叶,笛卡尔把几何学的推理与演绎法应用于哲学,在其独重方法的知识体系里,“明智”难有立足之地。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面临被贬为自然科学的奴婢的危险,征兆即是对理论和方法的极度尊崇。20世纪以来充斥着独尊方法的时代迷信。各种理论与方法的诱人之处不言而喻。

英国批评家伊恩·瓦特曾抱怨,他的学生一心企盼一劳永逸地掌握一把理论或方法的钥匙,凭它开启一切文学作品的奥秘。这是唯科学主义(数学是科学的典范,数学的知识由抽象而来)的副产品。正因为相信的是科学的理论,不必有积极的个人投入,随风俯仰的墙上芦苇应运而生。

英国文学研究专家黄梅在《“反科学”的批评?》(这是关于D.H.劳伦斯文论选《灵与肉的剖白》的书评)一文中也说:“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似乎越来越像科学论文了。各种‘主义’的文论不论其理论内容如何,大抵都渗透着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风格或精神,变成有一套术语(其中不少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有自己的操作程序的专业化活动。局外人听专家们津津乐道地议论什么‘语序轴’、‘语谱轴’、‘能指’、‘所指’,不免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近年来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风云东渐,虽远未成排山倒海之势,也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们仿佛偷食了‘智慧’的禁果,都纷纷对自己早先赤身裸体的状况羞愧不已。”而劳伦斯则直言不讳地强调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旗帜鲜明地顽强抵制唯理主义和“科学化”。因为,批评所关心的正是科学所冷落的那些价值,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是它对我们真挚而生机勃勃的情感产生何种影响而不是别的什么。黄梅说要特别珍重劳伦斯与种种科学化的“主义”唱反调的声音:“因为,如果太深地陷入貌似科学的术语的循环中而不能自拔,没有一点透视的眼光,忘记了这一切的本源和老根,恐怕难免会掘掉自身赖以存在的根基。就如太注意衣裳的样式加工,特别是邻居人家的新衣服,却忘记了自己衣服下那个血肉的身躯。”这个“根基”其实对应的就是生活(创作、评论等)的常理。

非理论的智慧(明智),也就是要多一些常理之言。理论批评方法,存在有悖常理之处。所谓“常理”,一是体现为“真知灼见”(历史语境里的真知);二是有巨大的道德力量(人类社会里的伦理道德)。对后者(精神道德)的强调,更为必要,因为当前许多本不需要讨论的“常理”,都成了“要,还是不要”的“问题”。爱因斯坦就深知科学的昌盛可能只会带来精神的贫乏和人伦的衰败。他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

美国著名妇女学者帕格利亚也非常“痛恨批评理论:它是精英的心智游戏,扼杀了教授和学生的灵魂。”她说当今的文学理论大而无当,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就像一只河马学跳舞,笨拙沉重,处处出错。理论家们使整整一代年轻人丧失了欣赏艺术的能力,面对这灾难性的局面,热爱艺术、尊重学术的人应该为捍卫理想敢作敢为。(参见《麻雀啁啾》第175页)这也是回归“常理”的呼声。

非理论的智慧(明智),或许应该是研习理论之后的目标。诚如爱因斯坦援引剧作家乔治·萨维尔所说:“教育就是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忘掉后剩下的东西。”——这就是选择与批评的眼界和能力,它们来自于研读理论批评方法之后,所训练出来的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理解、认知与评判能力。但这种眼界与能力应该用之于解决实际问题——文学的、生活的、心灵的,而且尽量符合“常理”。

王佐良先生在《心智的风景线》一书中写道:“在各种理论之风不断吹拂的当前,回到约翰逊的‘常理’观是需要理论上的勇气的。”这常理搀和着人生经验和创作甘苦,掺合着每个人的道德感和历史观。

弗吉尼亚·吴尔夫在第一本《普通读者》的代序里,引用了约翰逊博士在《格雷传》中的这段话:“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普通读者的常理未被文学偏见败坏。当前,要尊重普通读者就必须抑制一下使批评术语“科学化”的冲动,少蹈空谈玄。吴尔夫的文学批评文字之所以耐读,就是因为她没有忽视普通读者的常理,仿佛是出于本能,得到什么收获就写出什么收获,把眼光定位于文学写作与文化事件,从阅读角度写评论,挖掘到的东西也就特别和“普通读者”这个称谓接近,普通读者喜爱,专家学者看重,因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法国作家缪塞有句名言:“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吴尔夫文学批评文字的切入点独特,是全盘衡量、反复掂量、由此及彼加以比较再比较之后的结果。这就形成了她喝水的杯子(文学评论的路径),也写成了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有特色的富有亲和力的文章。

吴尔夫在批评文字中展示出的就是“非理论的智慧”。在《我们应该怎样读书?》一文中,她说:“你要做的就是遵循自己的直觉,运用自己的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里,“直觉”来自于生活的丰富体验、文学的(创作或阅读)经验,也即形成自己的切入点、问题点、关注点。“判断”来自于逻辑思维能力(从杂乱理出头绪)、相关批评思路的涵养。“结论”是审慎而合于“常理”的,且是从阅读中获得的“最深刻、最广泛的欢愉”。

这种“欢愉”在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思考的、首尾连贯的各各不同的世界。吴尔夫通过她那灵动精妙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在阅读《鲁滨逊飘流记》时,大家似乎被带上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书中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地发生,层次分明,有条不紊。然而对笛福故事至关重要的海阔天空和紧张历险对于简·奥斯丁的故事却毫无意义。后者的世界出现在客厅之中,呈现在人物的交谈之中,这些交谈就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人物的个性。即或我们熟悉了简·奥斯丁笔下的客厅以及客厅中人物的交谈所呈现的东西,一旦当我们转向哈代的世界,我们马上置身于荒原沼泽之中,头上繁星点点。在这里我们心灵的另一面呈现出来:在孤独寂寞中出现的阴暗一面,而不是在相依相伴中呈现的轻快一面。在哈代的世界里我们的联系不在于人际之间,而是面对大自然和命运。尽管这些作家笔下的世界千差万别,但每一个世界都是完整的,首尾连贯的。每一个世界的创造者都认真地遵循了自己的视野所决定的规则,不管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紧张感,他们绝不会像某些二流作家那样,使一本书里出现两种不协调的东西。

文学批评要回到文本(并非新批评的“文本自足论”)所展示的不同世界中去,以帮助读者恢复(历史的或现实的)常识与记忆,本质上行使的还是一种启蒙工作,而此工作正是后现代文化批评所要着力消解的。各种理论、概念术语的过度搬用,对文学批评而言,就会造成背离常识,抹杀记忆的“退步”的权力(理论自身的控制力)景观。

(四)

我在关于《思想史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阐释》的学术演讲中,就从反思“理论+文本”阐释策略的弊端为切入点,结尾表明:“立足于基本文献上的对文学经典的思想史考察,可以得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而合理的解释,由此才能生发出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思想史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阐释,是朝着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进发的重要路标。”这一解读路径,也就是提倡要力求恢复文学批评的常理。王佐良先生说在到处吹拂各种理论之风的时候,这种恢复“常理”的主张是需要理论勇气的。欧美主流理论批评家已经展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我们需要的只是拿来,而不是视而不见,甚至掩盖。选择的背后就遇见权力话语的考量,这正是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理论影响的结果。

明智:这是一种高级智慧,但不是立足于(某种)理论之上的,是建基于具体的批评实践,试图揭示人生常理的智慧或方法。对历史上的文学(思想)现象而言,即要弄清楚“其所欲”及“我所欲”。比如,关于19世纪席卷欧洲的拜伦热。我在一篇题为《拜伦的世界主义,与世界的拜伦主义》的学术札记中,有如此的分析:

1、拜伦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承继启蒙主义的世界主义理想;对抗的是自己的母国(英国),而被后者视为异类,诋毁驱逐。这是贵族(世界公民)与中产阶层(民族利益)的对抗。

2、世界(欧洲、中国)眼中的拜伦,秉承的是民族主义理想(因其助希腊民族独立这一具体行动);对抗的是压制母国发展的外来列强及在母国的帮凶,争取的是中产阶级(资产者)的集团利益。

3、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贵族意识与平民(中产者、资产者)意识的最重要差别是:世界公民观念的有无。贵族(思想精英、哲人)因其不必(不想)考虑自己的经济个人利益,而心想世界(全球),心智的成熟、眼光的拓展,是其特色。但其观念设计的理想化色彩比较明显,重在规划未来,启蒙人生,在一定的现实处境中就会遭受打击(不解或歧视),这是堂吉诃德式的遭遇,也是边沁穆勒功利主义哲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观念的遭遇。贵族对贫民有一种悲悯的拯救意识,亦如上帝所示的自由平等意识。

4、中产者(资产者),是贵族所鄙视的非利士人,见利忘义(利己主义)。在上升时期,他们会鼓动贫民反抗贵族,在得利之后,反过来加倍地欺压愚弄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如果这个社会阶层与官僚体制结合,即官僚资本主义(所谓官商勾结),会造成整个社会层级的板滞,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无法化解(俗称“烂透了”),贵族思想精英们(利他主义)的启蒙行为即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表现为一批“80后”的悲情呼吁。

另一则读书笔记《为何“胜利”是可悲的?》里,提及了贵族精英的力量问题:

西方小说之暴露哲学的背后是广阔无边的人道主义思想底线,在我们作家笔下,暴露文学则是宣示革命(变革)的合理性。雨果《九三年》写西穆尔登决定处死郭文,因为后者作为镇压叛乱的革命军将领,私自释放了贵族叛乱头子朗德纳克,而朗德纳克本可以逃脱,是为救大火中的三个孩子而被捕的。作为革命军督军的西穆尔登,执行革命指令,处死了自己的学生郭文:“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可悲胜利的痛苦。当雅各在黑暗中摔倒天使又乞求天使祝福时,他脸上大概就是这副吓人的微笑。”(《旧约·利未记》第32章:雅各在夜间与天使摔跤,但不知是天使,天亮后请求祝福。)为何脸上流露出的是可悲胜利的痛苦?“可悲”的是什么?是善(道德)的丧失。这是革命军要打倒的贵族精神。朗德纳克狱中告之郭文:“这里就有一位贵族,就是我,您好好看看。他是个怪人,他相信天主,相信传统,相信家庭,相信祖宗,相信父辈的典范,相信忠诚与正直,他对君主尽忠尽责,他尊重古老的法律,他相信美德与正义。”贵族就是比较“相信”,比较“肯定”。在革命时代,贵族守住的是人性价值的底线。雨果在思考革命的合理性如何,特别是与基本的人道准则冲突的时候。这是西方经典作家的伟大之处。

在雨果对法国革命进行思考之前,即有一个名叫埃德蒙·伯克(1729—1797)的爱尔兰人不为标语口号和党派之争所吸引,沉浸于思想的世界中,著有《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让法国大革命这一政治事件,接受思想的砥砺。面对法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他喜忧参半。他钦佩法国民众摧枯拉朽的力量,但这种来势猛烈的热情,若是偶然的喷发倒也罢了,如果它所暴露的是法国人身上某种固有的根性,那么法国人还不配享受自由。阿诺德曾称赞伯克在身不由己的热情压倒的时候,仍能保持一种自我怀疑的精神。写过《九三年》的雨果,其身上可贵的也是正是这种自我怀疑的精神,所以才能出现一种“可悲胜利的痛苦”。这是一种历史的质感。

写作要有生活的质感,同样,评论也要有学术的质感。这种质感就体现为一种“明智”,一种实践的智慧。这也是区别应景之作与经典作品的标准。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对照萨克斯管音乐《回家》的旋律,再听歌曲《常回家看看》那样对情感的单向度演绎,明显感到后者缺少生活的质感,是观念的硬贴。前者是经典名曲,后者只能是应景之作。《泰坦尼克号》主题曲《爱无止境》(My Heart Will Go On)听多了也感觉有些为文造情。《斯卡布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则是为情造文的经典,被Sarah Brightman演绎得如天籁之音、塞壬之歌。再如,让一个不曾离开过父母的孩子写“亲情”类似的作文,不会感人,会很空洞,只能堆砌一些从书本、写作词典上搬来的“好词好句”,也不能让孩子自己有什么触动,即便孩子和父母关系很好。朱自清的《背影》之所以感人,是因为那是一个有缺憾的父爱,是一个儿子多年以后在愧疚与对父亲的理解中,感悟出来的情感,是真实的,也是动人的,是名篇,体现出的却是真实的普通的人之常情。因而,只有在将来孩子离开父母外出求学、打工而分别之后,孩子才切身感受到了缺失,才会发现真正的情感。求真,是人类文明比较重要的结晶之一,真是存在于细节里。这些一味地出现的虚假表达,弄得人心灵蒙尘了。

以某种理论方法过度套用文本的分析路径,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上的虚假表达,也会导致对文学评论求真心态的丧失。怎么办?就学科专业而论,其处理就是文本分析的比较文学视野。我将之概括为:所谓比较文学的视野,体现的是一种语境式(context)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要把一个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坐标系中,加以纵横考察(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在此过程中体会不同文化背景中相似文学现象的多种可能性,以达到既理解他人也认知自己,并合作共存的目标,在人格层面上则有利于培养理智包容的开阔襟怀,安身立命的博雅格局。这种比较文学视野可以涵养出三种能力:1)看问题的广阔视野;2)沟通各学科知识信息的习惯;3)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些均与深刻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认知(知性思维)、选择(立体思维、比较思维)、评判(逻辑思维)的能力素质——紧密相连。有了这种能力,大概即离“明智”的状态不远了。

最新文章
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