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脍炙人口，长盛不衰。22年前，我曾经用这样一段话概括它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罕见的杰作，《三国演义》问世六百多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典籍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华文化越来越广泛地向海外传播，它也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今天，《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海外华人，还是国外汉学家以及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朋友，凡是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都将把《三国演义》当作必读书。[1]
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存在不少争议；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文化人在其论著和各种讲坛中，随意评说《三国演义》，其中包含若干误解乃至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和听众。有鉴于此，我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三国演义〉思想内涵三辨》、《〈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等论文[2]，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作出一些新的阐释，希望有助于这部名著的传播和研究。
一、《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
当今一些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必须强调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
还要指出的是：谋略是用于对敌斗争的。在赤壁之战中，东吴老将黄盖用苦肉计，是为了瞒过曹操，以便实行诈降，火烧曹军，从而使孙刘联军赢得了这一关键战役的胜利，他自己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如果他找人把自己打一顿，然后声称身受重伤，拒绝出战，那就叫做欺骗主帅，畏缩不前，成了可耻的骗子、逃兵；如果他竟然诬陷是同僚故意打伤他的，那就更是成了卑鄙的小人。
一些人把《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归结为谋略，上文已经阐明，这是片面的；有的人又把作为中性词的“谋略”偷换为具有明显贬义的“权谋”、“权术”，这不仅是偷换概念，而且是歪曲原著，更是应予批评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究竟是什么？在《〈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一文中，我用五句话加以概括：
其一，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这是《三国演义》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分鼎立，彼此相争，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
其二，对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演义》之所以“尊刘”， 是由于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爱民，二是敬贤。《演义》对曹操有褒有贬，贬的是曹操的虐民和害贤。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政治人物的评判和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其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三国演义》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
其四，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三国演义》让人感到魅力无穷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积淀在其中的中华智慧，是这种智慧的多彩展现。可以说，《三国演义》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智慧的结晶，作为全书灵魂人物的诸葛亮，就是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其五，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三国演义》在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表现了对以“忠义”为代表的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这五句话，每一句都可以用一篇乃至多篇专题论文加以阐述。其中第四句“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与其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谋略之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智慧之书。
《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大致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政治智慧，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人生智慧。下面，我们着重谈谈《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
二、《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
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发掘。这里提出笔者认为特别重要的六点：
（一）善于把握天下大势，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能否综观天下，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是衡量政治家水平高低，决定其成败兴衰的最重要的指标。曹刘孙三家之所以能在群雄并争中脱颖而出，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三方都有一流的政治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曹魏集团——荀彧的奉迎献帝之策。《演义》第14回写到：兴平二年（195），控制朝政的李傕、郭汜彼此攻杀，长安大乱。汉献帝离开长安东归，途中被李、郭追击，大臣死伤惨重。建安元年（196），献帝回到洛阳后，只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居民仅余数百家，无可为食，处境甚为狼狈。曹操闻知，聚谋士商议。首席谋士荀彧提出：“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采纳荀彧之谋，从兖州起兵，前往洛阳保驾。献帝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曹操又纳董昭之计，迁献帝于许县，自任大将军，封武平侯。从此，朝廷大权尽归于曹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此事本于《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演义》没有写的是，在荀彧献此计之前，袁绍的重要谋士沮授曾经提出类似的建议：“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3]等到曹操迎献帝至许县后，袁绍才感到后悔，但已悔之晚矣！在官渡之战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实力较弱的曹操之所以胜，实力强得多的袁绍之所以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宣称“奉天子以讨不臣”，在政治上占有了明显优势。
孙吴集团——鲁肃的“江东对”。《演义》第29回写到：建安五年（200），年轻有为的孙策因遭袭击，伤重而死，孙权继领江东。周瑜向孙权郑重推荐鲁肃，孙权即命周瑜聘鲁肃来辅佐自己。一天，众官皆散，孙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抵足而卧。夜半，孙权问鲁肃：“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鲁肃曰：“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此事本于《三国志·吴书·鲁肃传》。鲁肃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极为精辟；他为孙权规划的“两步走”战略，成为孙吴始终遵循的建国方略。鲁肃这番精彩对策，学界称为“江东对”，它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蜀集团——诸葛亮的“隆中对”。《演义》第38回写到：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天下大事。诸葛亮指出：“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段话，几乎照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个别字句略有差异。这一精辟分析，高屋建瓴，为三分鼎立规划了蓝图，为刘备集团制定了最佳的战略方针。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荀彧（163－212）提出奉迎献帝之策时，年仅34岁（虚岁，下同）；鲁肃（172－217）提出“江东对”时，年仅29岁；诸葛亮（181－234）提出“隆中对”时，年仅27岁！他们把握全局的深刻性，拟定战略的前瞻性，不能不使后人衷心佩服。
（二）善于协调君臣同僚，和衷共济。
在封建时代，一个政治家能否处理好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往往直接影响其决策能否顺利实施，甚至决定其成败乃至存亡。在这方面，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堪称楷模。
诸葛亮与刘备——鱼水相谐，推心置腹；诸葛亮与刘禅——君臣相得，善始善终。
《演义》第39回写到，诸葛亮一出山，刘备就“以师礼待之”。关羽、张飞不悦，刘备解释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此后，诸葛亮辅佐刘备十四年，刘备一直对他倾心信任，言听计从。直到刘备临终之时，还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85回）这段话，基本上照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真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末对此作了公允的评价：“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刘备临终，留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同上）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始终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可谓君臣相得，善始善终。
（三）善于治理，造福一方。
《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描写政治家治国理政的篇幅不多；而在有限的叙述和描写中，仍可看到真正的政治家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的智慧。
例如，第34回写刘备依附刘表，驻扎新野，“玄德自到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5回又写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又如，第87回写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效：“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这虽然带有夸张成分，却有坚实的历史依据。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陈寿就高度评价道：“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当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也充分肯定诸葛亮：“凡是封建剝削階級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4]
对于后世的政治家或一般官员而言，能否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是衡量其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善处得失，知所进退。
一个政治人物，经常要面对升沉进退、得失荣辱。能否正确对待，乃是其政治智慧高低的又一个重要标尺。
有的人善处得失，知所进退，赢得人们的普遍敬重。例如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赵云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两次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尽管提拔的速度比黄忠、魏延等人都慢，他却毫不介意，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建兴六年（228），诸葛亮首次北伐，前锋马谡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三军无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赏，乃丞相赏罚不明也。且请寄库，候今冬赐与诸军未迟。”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其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均可洞然如见。对此，“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钦敬。”（《演义》第96回）[5]
反之，也有人昧于荣利，轻浮躁进，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名位，往往自取其辱，身败名裂，成为反面典型。
例如李严。李严系蜀汉大臣，才干突出，蜀章武二年（222）任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刘备白帝城托孤，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顾命，升任中都护，留镇永安（今重庆奉节），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北伐，他以都护督运粮草。李严身居如此高位，仍私心膨胀，汲汲于加官进爵。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出兵祁山。他因军粮不济，命人向诸葛亮谎报军情，称吴国欲入寇蜀汉，使诸葛亮不得不迅即退兵；他却向后主奏称军粮足备，以掩己过。诸葛亮奏明后主，废其为平民，徙居梓潼。至此，原本可以成为一代名臣的李严，却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悲结局。
又如杨仪。杨仪精明强干，办事效率很高，深受诸葛亮赏识，以他为随军长史、绥军将军。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向他密授退军之计。诸葛亮死后，他依法率军撤退，顺利回到成都。但因他性格狭隘，诸葛亮没有推荐他代为执政，而以蒋琬为接班人。后主遵诸葛亮遗言，以蒋琬总统国事。杨仪自以为资历早于蒋琬，且恃功高而未得重赏，竟大发怨言，胡说什么：“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可谓不知进退，丧心病狂。结果被废为民，徙汉嘉郡（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县北），羞惭自刎而死。
安常守分，宠辱不惊，知所进退，智之大者！
（五）善于识才，后继有人。
能否识才用才，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是关系到一个政权是否后继有人，长盛不衰的重大问题，政治家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又是高低判然。
就刘蜀集团而言，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在识才用才、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方面，也堪称楷模，他选拔和重用的蒋琬、费祎、董允等接班人，都是德才兼备，不愧为栋梁之材。《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6]当代一些人常常谈到蜀汉人才不继，批评诸葛亮不善于培养人才。其实，正如《后出师表》所说，蜀汉人才，“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7]，是从刘备开始创业起，经过长期积累而得，包括刘备由荆州带去的人才，益州原有的人才，以及从各地投奔去的人才。而在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各地人才的自由流动被打断；曹魏占据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才基础雄厚；孙吴幅员广阔，经济文化基础较好，人才来源也较多；蜀汉则僻居一隅，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人才来源较少：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不应责怪诸葛亮。
就孙吴集团而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一流统帅前后相继，不仅是一时之盛，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也十分罕见。这自然得益于孙权的识人之鉴、用人之明[8]。
（六）高风亮节，遗爱千秋。
真正优秀的政治家，不仅勤政务实，建功立业，造福兆民；而且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以高风亮节遗爱千秋。可以说，建一时之功易，遗不世之爱难。岁月如流，人心如秤，历史是公正的，民心是永恒的。以满腔热忱做实事，不急功近利，不做表面文章，仰不愧天，俯不怍民，真正赢得民众的尊重、爱戴，乃至遗爱千秋，才是更高的智慧。在这方面，诸葛亮仍然是难以企及的不朽典范。
《三国演义》第105回，写诸葛亮逝世后，灵柩回到成都，“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这样的描写，应该说还是很不充分的。实际上，诸葛亮遗爱千秋，历代记载，绵延不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裴松之注引袁子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按：《诗·召南·甘棠》颂扬召公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憇。……”）南朝梁殷芸所著《小说》云：“桓宣武（按：指东晋大将桓温）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与谁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宋代大文豪苏轼诗云：“武侯来西国，千年爱未衰。”在蜀汉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各民族民众把许多美好的事物，如火把节、泼水节、种糯谷、住吊脚楼等等，都归功于诸葛亮，世世代代，缅怀追忆。直到今天，诸葛亮已经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这种令人惊异的历史文化现象，已经不仅仅是政治智慧所能概括的了。
《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犹如一座宝库，值得人们进一步发掘，为后人提供深刻的借鉴，无穷的启示。
[1] 详见沈伯俊：《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2] 沈伯俊：《三国演义》思想内涵三辨，《.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沈伯俊：《〈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 4期。
[3]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5] 沈伯俊：《论赵云》，原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入选《名家解读〈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 对此，请参见拙文《〈三国〉刘蜀后期人物三论》，《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7]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8] 参见拙文《性格复杂的孙权》，载拙著《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