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较多藏书，或者说他们同时就是藏书家。这说明，读书与藏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藏书与一个人的事业、人生之间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完成具体的学术研究课题。学界公认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传》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而胡适之所以能在《水浒传》研究中作出如此杰出的贡献，与他对各种《水浒传》版本的竭力搜罗、收藏是分不开的。鲁迅的情况也类似。许广平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描写鲁迅的藏书：“国学方面的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力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他更易借助。”从许广平的叙述可见出，鲁迅藏书主要是为了阅读，并非某些藏书家单纯的“为收藏而收藏”。鲁迅每次要研究某个古典专题，总是将该专题相关的著作版本尽可能搜罗详尽。比如研究阮籍，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种，另有张傅评本《阮步兵集》等；鲁迅校点《嵇康集》，收有明人汪士贤校刊本《嵇中散集》两部，还有一部《四部丛刊》初编本《嵇中散集》等等。
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怡情养性，享受生活的快乐，领略人生的美好，感受生命的魅力。胡乔木的秘书黎虹介绍说，胡乔木家里有4万多册藏书。其中，有的是别人送的，有的是他在旧书摊上找到的。胡乔木没有别的嗜好，唯一的嗜好就是看书，只要不写东西就看书。看书成为了胡乔木的“嗜好”，也即成为了他的人生享受。李元洛在散文《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中写道：“一介书生的我，不惜冒犯民谣，斗胆唐突胜地，迳自改俗谚口碑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因为上个世纪后期我有幸拥有一间书房以来，我天天文学于其中，文化于其中，精神食粮于其中，其喜洋洋者矣，乐不思蜀也乐不思那虚无缥缈的天堂。”把书房与“天堂”相比，可谓道尽了书房的无穷魅力。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胡适和李元洛一样是把书房当成了“天堂”。
藏书既有助于学者的学术事业和人生，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作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逛旧货市场，看到清末大藏书家澄庵的书柜堆积在古旧家具中，无人问津。任继愈仰慕澄庵的藏书，便花钱把25个残破的柜子买下，修理完好，摆在自家的书房、花厅中。从1996年开始，任继愈将自己收藏的《十三经注疏》《西学基本经典》《中国佛教经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重要典籍捐赠给了自己的家乡平原县图书馆。胡绳在1995年春，将自己的14478册藏书赠送给襄樊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胡绳在襄樊主编过《鄂北日报》），他幽默地说：“这好比是为我的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婆家。”襄樊图书馆专门设立了“胡绳藏书室”。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1997年4月，胡绳来到“胡绳藏书室”，慈爱的目光停留在“女儿”身上。这里的许多书已跟了他大半个世纪，战乱中，许多东西都丢了，而这些图书却像命根子一样，跟着他颠沛辗转，须臾不可分离。任继愈、胡绳等传承下来的是书柜和书籍，更是精神和文化的精髓。
做学问莫买椟还珠[1]
目前，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学术造假等现象甚嚣尘上，原因何在？我认为，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乱是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要用“错乱”一词来描述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因为它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呈现病态。
其一，过分量化，太重数量。当前在学术评价方面，“数量崇拜”近乎登峰造极。据《中国青年报》说，有的地方护士提高职称都需要写多少篇论文。还有的说幼儿园的阿姨也被要求发表论文。即便以具体事务、实践工作为主的党政干部，也热衷于发表论文、著书立说。我们的高校管理部门对高校的评估、检查、验收名目繁多，花样迭出，而大多数的评估、检查、验收都是充分量化、数字挂帅。其结果是不少高校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数字统计不断攀升，而质量和内涵则令人忧虑。好在还有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可以抵御世俗的“数量崇拜”，坚持做真正的学术研究。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跃红不久前说：最近教育部的一个讨论显示，按照人均科研量、人均发表量、人均经费量计算，北大中文系可能会排在很多院校后边，但有一个指标北大中文系超过其他院校，那就是论文发表的被关注、被引用率是全国最高的，排名第二的也只相当于北大中文系的一半，“发表论文要关心的不应是数量多少，而是它在社会上有没有引起反应”。
其二，级别崇拜，太重“衣裳”。当今的学术评价中，与“数量崇拜”紧密相连的是“级别崇拜”。高校管理部门制定的各种评估、检查、验收细则中，在评价学术单位或个人的学术水平、学术研究质量时，基本不看学术成果的实际情况和实质内容，只看项目、获奖、论文、研究基地、平台、团队等贴的“标签”是否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在具体的论文统计和评价中，也不重论文本身的质量和水平，只看重文章是否发表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这样“只认衣裳不认人”，催生了不少学术贿赂，甚至还造成一些骗子去办假“C”刊。
其三，本末倒置，违拗常理。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后果是，迫使学术研究者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行动中舍本逐末，学术研究由“追求真理”被异化为“追求指标”、“追求数量”。也就是说，导致本来是以探索真理、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和目标的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主要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的功利行为。迎合学术评价的“指标”甚至被某些学者、研究者当作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追求，这样就消解了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崇高性和严肃性。这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买椟还珠”故事所描述的情况：只留下漂亮的盒子，而不要里面真正价值高的珠宝。我觉得，今天学术评价体系的最大问题就是过分重视“椟”而忽略了“珠”。
面对学术评价标准的错乱，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必须下重药、猛药。我建议：应该淡化、弱化学术评价，让那些靠搞学术评价活动捞钱、发横财的机构和人士转行去做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工作，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生态平衡。在学术评价方面，学术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得越少越好。对此，我们还可以将学术界与文学界进行类比。在文学界，并没有人（机构）去对众多文学刊物人为地划出类似“C”刊之类的“高规格”刊物，但文学界刊物在社会中的影响、知名度和权威性却在读者的自然选择中分出了高低；并没有人（机构）去对众多文学家（作家）进行量化的僵硬考核，但作家的水平、成就、影响也在读者阅读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对学术界与文学界作一个比较，可以借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术评价体系就像各种激素、化肥一样刺激着所谓学术成果在疯长，看起来蓬蓬勃勃，实际上却缺少内涵和营养。
学术研究不能“指标化”[2]
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目的在于获得对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以此引导和促进社会发展与变革。然而，当前学术界存在管理行政化、研究成果政绩化、评价级别化等问题。学术研究由追求真理变为追求指标的现象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亟须引起重视并加以纠正。
学术研究的指标化，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
其一，过分重视评价指标。一些科研管理部门对评价指标过分重视，本来以探索规律、追求真理为宗旨的学术研究逐渐演变成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的行政行为。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有的研究者倾向于选择性地开展研究：凡是评价指标体系中规定的就倾尽全力去做，甚至对照评价指标体系核查，缺什么就补什么;凡是评价指标体系中没有规定的就想方设法不做，哪怕这项研究课题再有意义、再有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行为。
其二，单纯依赖量化评估。量化评估虽然便于考核和统计，但单纯依赖量化评估却会带来只重数量、不顾质量的恶果。现在，有的高校在统计科研成绩、学术成果时完全是模式化、数字化的，只看拥有多少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项目、课题、奖励、研究基地等。不可否认，这些课题与项目中有许多学术研究的精品力作，但也存在一些粗制滥造的赝品、次品。需要指出的是，设置研究课题、扶持研究基地等只是一种形式、一个平台，而不是最终目的，无论如何也无法替代学术研究本身。
其三，把学术研究“标签化”。在评价学术单位或个人的学术水平、学术研究质量时，不看学术成果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内容，只看项目、获奖、论文、研究基地等“标签”是否为国家级、省级、市级，以及这种“标签”是否有足够的数量。这种“只认衣裳不认人”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学术研究、学术创新的“标签化”。
学术管理行政化、学术研究成果政绩化、学术评价级别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研究“指标化”，导致有的学术研究者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不再扎扎实实做学问，而是想方设法去钻营和“公关”， 以求获得国家级或省级、市级科研项目、课题、奖励、研究基地等。这不仅背离学术研究的宗旨，而且容易滋长学术腐败。
应该看到，学术评价、学术评估、学术管理以及各种科研项目、课题、奖励、基地等都只是学术研究的外在依托，而追求和揭示真理才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和根基所在。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这一点是始终不应改变的。只有坚持这个根本，人们才会将精力集中在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材料、作出新论证、得出新观点上，才会回归学术研究的本位。
让学术研究回归本位，走出舍本逐末的怪圈，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相关管理部门应减少对学术研究的行政干预，减少乃至取消一些可有可无的检查和评估，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其次，学术研究单位应避免搞“政绩工程”，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者、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再次，学者自身应自尊、自重、自信、自强，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把追求真理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