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蒙古国使用的用基里尔字母（俗称俄文字母）拼写的新蒙文，主要创制者是蒙古作家、语言学家策·达木丁苏伦（Ts. Damdiinsüren）。我在百度上搜“达木丁苏伦”，结果搜出了这样一则新闻（摘抄如下）：
专访中国首位蒙古国“达木丁苏伦”文学奖获得者——“传统文化可以在全球化形势下寻求发展”
新华网乌兰巴托（2008年）11月18日电（记者郝利锋）“上世纪的蒙古国文学家的文学思想已经回答了在当前形势下蒙古国如何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传统语言文化的问题，这一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刚刚获得蒙古国“达木丁苏伦”文学奖的北京大学蒙古语博士王浩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王浩是北京大学蒙古语言文化专业副教授，同时任北大蒙古学研究中心秘书长，是我国研究蒙现代文学的第一位博士。不久前，为表彰王浩在研究蒙文学家曾德·达木丁苏伦及蒙文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蒙政府向她颁发了“达木丁苏伦”文学奖。目前仅有7人获此殊荣，王浩成为获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蒙古国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2005年底访华期间在北大演讲时表示，蒙古国将积极参与并融入全球化，但如何保护蒙传统的语言文化将成为难题。
在进行细致全面的研究后，王浩认为，“对于蒙总统这一问题，蒙上世纪的文学巨匠曾德·达木丁苏伦的文学思想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对外国文化进行‘本土化’处理，渗入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生活习俗、民族精神等，使其发展成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
“这一点在蒙古国的翻译文学中有很好的体现。在《水浒传》蒙文译本中，武松打虎被描写成扭缠厮斗，武松用棍棒而不是用拳头将虎打死。这种译法体现了蒙民族摔跤的特点，更容易被接受，”王浩举例说。
王浩认为，以蒙文学巨匠达木丁苏伦为代表的蒙翻译文学思想、比较文学思想以及文学史的撰写都体现了东方国家的特点，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如文学史撰写方面的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等。
“蒙文学的‘本土化’特点也应成为蒙传统语言文化在全球化形势下发展的生命力所在，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习”，王浩说。（下略）
看完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还以为蒙古的“对外国文化进行‘本土化’处理”是什么高招，原来就是胡译、乱译啊。“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的名段，蒙古国翻译者对这样的名段的“‘本土化’处理”原来就是楞塞给武松一根棍棒，非要让武松用棍棒而不是赤手空拳打死老虎？
为了确定记者没有歪曲王浩副教授的意见，我又在网上继续搜索，结果找到了王浩本人的论文，这下子真的看得无话可说了：
在外来文学文化与本国文学文化接触时，总有一个由民族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国情需要而发生的选择扬弃、改造转型的推陈出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外来文学在同蒙古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接受者把外来文学中不适应自身需要的部分予以选择扬弃，并改造转型为自己的创新特色。翻译作为蒙古文学接受外来文学的重要方式之一，必然蕴含着接受者心理个性及其社会时代的种种国情。譬如，蒙古文《水浒传》中关于武松打虎情节的描述。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曾经数次被翻译为蒙古文，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在汉文原著中，老虎的本领是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之所以取胜，首先要躲闪开老虎的三种本领，按住老虎，然后再施展拳脚，将虎打死。而蒙文译本中，译者将武松与老虎搏斗的具体方式，改写为先扭缠在一起厮斗，武松逐渐占上风后，再用棍棒而是用拳头将虎打死。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译者是将蒙古民族男子摔跤格斗的形式用在了打虎上。蒙古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很少徒步徒手与野兽搏斗，因而对原著中武松用拳头打死老虎的描写感到陌生，所以改写为先在摔跤式的厮搏中制服老虎，然后再用棒子打死老虎。经过译者的这种修改后，使得译作更符合蒙古民族的审美习惯，更容易为蒙古的读者群体接受。因此,有专家认为：“对译作《水浒传》的本土化研究,即通过对‘内蒙古译本’和‘喀尔喀译本’对汉文原著的改写，以及两部译著相互之间的类同和差别比较研究，在研究不同文化系统在翻译活动中的相互作用规律，特别是研究蒙汉两个民族各自的文学欣赏习惯,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都是一个难得的文献性资料。”
照这么说来，我也算摸着了把外国文学“本土化”地译成汉语的诀窍了，以下试举三例： 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小说主人公德拉和吉姆分别改名徐静蕾和王朔；送礼物的时间从圣诞节改到七夕；徐静蕾要煮的不是咖啡，是绿豆稀饭，待会儿要做的也不是肉排，而是糖醋里脊；小说标题也要改，可以叫《王母娘娘的礼物》。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项链》：小说主人公玛蒂尔德和她丈夫分别改名史恒侠和郭敬明；故事发生在上海，塞纳河改成黄浦江；郭敬明存钱不是为了打云雀，是为了到四川麻将馆搓麻；他们举债之后，史恒侠靠当钟点工和酒吧三陪妹攒钱，郭敬明则混进黑社会，靠勒索商铺保护费攒钱；最后借史恒侠项链的那位太太用她家乡的东北话惊呼：“哎哟我的妈呀！芙蓉姐姐你咋这笨捏？俺那串项链可是假的，去年逛北京时赶天桥地摊上买的，也就十来块钱儿吧。”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就更容易“本土化”了。丹麦改成秦国；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改成嬴子婴；克劳迪斯改成二世皇帝嬴胡亥；鬼魂改成嬴扶苏；波洛涅斯改成李斯；雷欧提斯改成李斯的儿子李由；奥菲莉娅是李斯的女儿，可以随便起个名，比如叫李宇春；然后可以大胆创新，加上赵高、项羽、蒙恬、章邯这些人进去。这活陈凯歌最拿手，我就不多献丑了。
我忍不住想，一个民族得有多封闭、多落后，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么不自信，以致连翻译个外国文学名著都要篡改情节，连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都不敢直接引进，还要美其名曰“本土化”呀？我隐约觉得，蒙古国独立之后至今仍然如此落后，和他们的那种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关系非常大。上面这种强行削外国文学名著的足、适本国文化的履的作法，大概就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体现吧。
说句不中听的话：仅仅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蒙古国的独立实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害人也还罢了，关键是还害己。不过这终究已经是往事了，我们姑且可以不管。但是，王浩副教授一个堂堂的北大博士，居然还觉得蒙古那种胡译文学名著的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这种学术固然新颖，可是对中国又有什么用处？难道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只有靠胡译外国名著才能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
再说句不中听的话，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不能近亲繁殖，不能让话语权全掌握在信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甚至靠向研究主体撒娇献媚来取得学术地位的所谓学者手里。其实就像很多人文学科一样，民族学的研究并不难，像西西河这样高水平论坛上的人，只要在业余加以训练，我想足可胜任，做得未必比现在的那些专业人员差。当官方操纵的学术已经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时，是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时候了。
